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事例，数不胜数。
废掉一个十几年的皇太子，再重新立一个新的太子，远不象表面表现出的风平浪静，轻而易举，即使英明神武的李世民，依然顾虑重重。
这其中涉及到国策的可能变向，朝臣朋党间的勾心斗角，更重要的是，太子只是法定的指定人，但他是不是真的能稳坐太子之位，最终顺利登基成为皇帝？
坐不稳江山，那江山就可能变色。
李世民一样忧心忡忱。
但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首要问题，是新的太子能否服众，朝臣们的人心动向如何？
李世民决定做一个测试。
太极殿内，群臣尽出，李世民环顾身边的四位大臣，还有晋王李治。
他们五个人，已经是李唐王朝，是他李世民一朝最位高权重，或者说是最核心的重臣了。
他们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代表了将要新立的太子一系，也是传统的关陇集团的代表。
而房玄龄则是李世民一朝的元老重臣，虽然时起时落，但历贞观一朝始终不倒，是朝廷之上臣子的风向标。
而李（世）绩，则是山东人士的魁首，已成长为不可轻视的力量，甚至于说是朝廷之中唯一可以抗衡关陇集团的代表。
这可以从“龙须疗伤”一事可得明证。
李绩曾经得过一种疾病，有一个神奇的中医方子，说“须灰可疗”，用胡须烧成灰烬，当成药引子，病就能痊愈。
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就用剪刀剪掉自己的胡须，亲自为李绩和药。
这既是天大的荣幸，也是天大的恩宠，更是天大的压力。
皇上圣须，能相对者，或者唯有臣下的一条命，或者鞠躬尽瘁而已。
李绩心中压力顿时如山般重大。
他赶快磕头拜谢，以至于鲜血淋漓。
李世民在旁边更添加了一把火，他淡淡地说：“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
这更是一句重如泰山的话，任何一个臣子，估计听了晚上都睡不安稳，要知道权力越大，名誉越高，责任也就更大。
而希望愈大，失望也可能更大，失望之日，就是雷放霆震怒，大肆清算之时。
当弓弦太紧之时，最易折断。
这也意味着，当时朝廷之上，以李绩为首的山东人士，他们拥有连李世民都忌惮三分的力量。
李世民代表的皇权，即使经过了李渊和他自己两朝，历二三十年，在有些方面，也依然只能屈服于俗世的传统和民习。
以贞观十二年成书的《氏族志》而言，李世民的本意是抑山东豪族，和提振李唐王族、后族和当朝贵臣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效果却远远没有达到李世民的预期。
《氏族志》第一稿，就以山东崔氏为天下第一等，虽然，在李世民强力干预，直接指导之下，《氏族志》做了妥协。
最后以李氏皇姓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山东崔氏为第三等，但这个谱碟刚出来时，就遭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嘲笑，认为这本贞观氏族志，仅仅只是酬勋志或是李唐的功臣志。
而传统的无形力量，即使是贵为皇权，对其影响也非常有限。
社会上，并没有因为李世民修了《氏族志》就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山东的着姓高门，依然高高在上，成为主宰上层婚姻圈的绝对力量。
愈压抑，愈反弹。
李绩，房玄龄等大臣，还是和山东高姓联姻，而民间对于他们的推崇，更加变本加厉。
李世民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他可以在战场之上，千军万马之中，制定最优的战略和战术，然后决胜千里，让敌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
但当他遭遇了传统和理念上的对抗时，他却无法看到对手，更无从发力。
即使贵为皇帝，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李世民是一个务实和理性的政治家，他选择和解。
他再一次向李绩示好。
他曾经在一次宴会上，主客尽欢之际，他有意无意地，平静淡然地对李绩说：“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
这既是试探，更是期许。
帝王之心，其深若海。
李绩心中凛然吃惊，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咬破自己的手指头，发誓效忠李世民。
李绩心中惊惧，君臣一心，欢饮沉醉。
李世民确实颇有驭人之能，他解下自己的御袍，覆盖到李绩身上。
君是明明，臣是能臣。
君臣都不是吃素的。
太极殿上的这几个人，已是大唐最核心的权力层。
他们随便一个人跺跺脚，都可以让天下抖三抖。
关陇系和山东系，一直都是李唐朝廷之中两大最主要的力量，一般而言，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当局势突变，风云再起时，山东系将迎来扬眉吐气的一天。
只是那种代价，却不是李唐王朝所愿意承受的了。
立李治为皇太子，并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但李世民看的非常深远，他觉得李治不一定能坐稳坐好皇帝的位置，却被他无情地预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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