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恒良徐知若兄妹的辞呈很快便通过了。他们收到的回复也很简单：感谢你们这几世对国家的付出和牺牲，随时欢迎你们兄妹的回归。天衍局的负责人也在兄妹二人的建议下，移交给了苏阳。
告别了同僚，兄妹二人换上普通的便服，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加沙拉法口岸的旅程。他们是通过联合国的渠道前往的加沙，这渠道自然也是国家相关人员安排联系的。
他们先抵达了埃及开罗，再转乘长途巴士，穿越西奈半岛的荒漠。车窗外，灼热的沙尘卷起黄色的漩涡，遮天蔽日，仿佛已经预示着前方那片土地的绝望。几经颠簸，兄妹二人终于是看到了地平线上那条连接希望与绝望的生命线——拉法口岸。
一路上，兄妹二人用设备查看着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渲染着中东局势的紧张，以及加沙地带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拉法口岸在2024年冲突升级后，已成为加沙地带唯一的援助通道，却饱受以色列军队的严格控制。口岸每日仅允许有限的卡车通过，而加沙内部的饥荒警报已拉响：北部地区已陷入全面饥荒，儿童营养不良率高达9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缺乏燃料导致医院发电机停摆，手术台上婴儿在黑暗中哭喊；
缺乏药品致使伤员在感染中腐烂。援助卡车队往往需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检查人员以“安全担忧”为由，拒绝燃料、水净化设备、医疗用品，甚至婴儿奶粉和卫生巾。2024年5月，以色列军队占领口岸后，援助流量骤降至每日不足50辆，而需求至少数百辆。
卡车司机们在高温下煎熬，平均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沙尘暴频发，许多人因脱水而倒下。伤员从加沙运出的救护车，常被扣留数小时，延误导致死亡率飙升。
但这些冰冷的数字和文字，终究无法取代亲身感受的震撼。
兄妹二人，站在这片焦灼的土地上，远远望去，口岸附近已是一片望不到头的车龙。数不清的白色救援卡车，如同静止的巨兽群，蜿蜒盘踞在炙热的沙尘中。车身上印着各国国旗、联合国标识、以及各种国际救援组织的徽章，它们承载着食物、水、药品、帐篷，以及全球各地凝聚而成的善意。然而，这些善意，此刻却被一道无形的壁垒，牢牢地挡在门外。
通过渠道，徐恒良和徐知若加入的，是非官方的国际救援组织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在这里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有医生、教师、工程师，更多的是像他们一样，带着一份无法言说的信念而来的普通人。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与希望交织的气息，汗水、灰尘和焦躁的情绪，比沙漠的热风更加灼人。
“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日。”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志愿者约翰，苦笑着对他们说，“昨天有五车物资被拒，只因为以色列检查人员认为儿童的糖果‘可能含有双重用途成分’，说是怕用来做炸药。简直荒谬！”
徐知若接过话茬：“我们听说了，还有水净化设备，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军事用途’而扣留。”
约翰眉头紧锁，好似将自己被卡在这里多日的焦急都锁在了眉头里：“没错。还有氧气瓶、麻醉剂、手术器械，这些可都是救命的东西啊！晚进去一天都会造成不知多少人的痛苦和绝望。甚至是一些儿童玩具和学习用品，都曾被以各种理由拒绝。有时候，他们只是随心所欲地打开箱子，随便翻看两眼，然后就打发走。完全没有标准，也没有逻辑。这哪里是检查，这分明就是围杀！”
徐恒良看着那些排成长龙的卡车，许多司机和志愿者已经在车旁搭起了简易帐篷，等待的时间以天计，甚至以周计。高温和漫长的等待消磨着每一个人的耐心，但加沙内部传来的消息，又让他们无法放弃。
两天后，徐恒良和徐知若亲眼见证了一辆满载医疗物资的卡车被拒的场景。卡车司机，一个来自土耳其的小伙子，已经在口岸外等待了整整一周。他提交了所有文件，经历了数次以色列检查人员的细致盘查。这一次，检查人员盯上了一批紧急手术包中的一次性缝合线。
“这些缝合线，可以用来固定爆炸物。”一名以色列士兵用生硬的英语说，他的脸上带着些许嘲笑和得意。
“不，先生！这只是用来缝合伤口的！加沙里面每天都有数百人受伤，我们需要这些！”土耳其司机几乎是哀求道。
“命令就是命令。”士兵不为所动，他端起枪朝司机方向挥了挥，示意司机将其开离检查区。“这批物资，不能进入。”
司机愤怒的想要叫骂，他的眼泪混着汗水，在脸颊上留下两道泥痕。但终究把话咽回了肚子里。以色列士兵这帮没人性的，以意外为由将记者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了。自己再愤怒，也不好触这群畜牲的霉头。周围的志愿者们虽然愤怒地喊叫起来，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引擎的轰鸣和风沙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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