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纽约曼哈顿永仁资本总部。
玻璃幕墙外的晨光洒在会议室中央的全球地图上，37个红色光点标记着永仁的“黄金股权”分布。
CEO詹姆斯·威尔逊指着伦敦位置：“汇丰银行3.2%持股已确认，附加条款包括战略并购否决权和CEO提名权。”
苏宁转动左手小指的玉戒指，目光扫过东京的光点：“三菱UFJ的条件呢？”
“特别约定，”风控总监凯伦调出文件，“永仁对任何涉及龙国市场的决策拥有咨询权，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债券承销和跨境并购。”
这是永仁资本独创的“蜂鸟策略”……
像蜂鸟采蜜般精准吸取企业最精华的控制权，却不必承担大股东的责任。
通过特拉华州的特殊协议架构，这些看似普通的少数股权被赋予了惊人的权力。
“白宫来电，”助理匆匆进门，“财长保尔森希望明天早餐会面，讨论……龙国汇率问题。”
苏宁嘴角微扬。
三周前，永仁刚刚获得龙国外汇管理局的QFII额度，成为首批投资A股的外资之一。
这个时机绝非巧合。
“准备两份简报，”他吩咐团队，“给保尔森的版本强调金融开放，给京城方面的则突出技术引进。”
目光落回地图，“记住，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而是全球资本的调停者。”
“明白。”
……
2007年9月，开曼群岛乔治城。
永仁总法律顾问大卫·科恩走进一间不起眼的律师事务所，保险柜里存放着编号“BR-1990”的文件夹。
泛黄的股权证书显示：离岸公司“候鸟投资”持有贝莱德集团31%股份，签字日期是1990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一周后。
“拉里·芬克知道真相吗？”大卫问当地律师。
老律师摇头：“他始终以为候鸟投资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壳。按照协议，在贝莱德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前，永远不得披露实际控制人。”
这份尘封十七年的秘密，正是苏宁金融帝国最关键的拼图。
当年濒临破产的贝莱德，如今管理着超过5万亿美元资产……
相当于全球GDP的7%。
而通过精心设计的投票权委托机制，永仁始终保持着对关键决策的影响力。
回程飞机上，大卫核算着最新数据：永仁通过贝莱德间接持有的苹果、微软、亚马逊和两桶油的股份，加上直接控制的“黄金股权”，实际上影响着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市值的43%。
“老板，”他忍不住问闭目养神的苏宁，“这个规模……已经超过摩根和罗斯柴尔德巅峰时期。会不会太危险？”
苏宁睁开眼，舷窗外云海翻腾：“大象无形。人们只会警惕看得见的巨头，却忽视分散在百家公司的‘小股东’。”
“……”
2008年5月，华盛顿五月花酒店秘密会议室。
卡尔·罗夫将标着“绝密”的文件夹推过桌面：“房利美的内部评估，次级贷款违约率下季度可能突破9%。”
苏宁纹丝不动：“财政部准备怎么做？”
“保尔森想推动国会授权接管，”罗夫压低声音，“但消息公布前市场会崩盘。”
三天后，永仁资本风控委员会突然通过一项反常决议：对所有金融衍生品头寸进行“压力测试”。
表面文章背后，一组精算师正在瑞士楚格的保密数据中心运行着灾难模型。
“结果确认，”首席量化分析师马克声音发紧，“如果MBS(抵押贷款证券)评级被下调，AIG的CDS(信用违约互换)赔付压力将超过其资本金20倍。”
苏宁凝视着屏幕上的数字链：“建立CDS头寸，但不要通过华尔街。用我们在法兰克福和新加坡的通道。”
到7月中旬，永仁悄然积累了高达280亿美元的名义CDS头寸，全部通过分散在17个司法管辖区的空壳公司持有。
当9月雷曼兄弟倒闭时，这些头寸的价值如火箭般蹿升。
《华尔街日报》后来调查发现，永仁旗下一家注册在卢森堡的SPV(特殊目的公司)，单笔CDS结算获利7.4亿美元，交易对手方正是毫不知情的AIG本身……
这家保险巨头不得不用政府救助金来支付这笔赔款。
……
2007年1月，旧金山Moscone中心。
当史蒂夫·乔布斯举起第一代iPhone时，全球媒体的镜头也不约而同捕捉到一个意外画面……
身着西装的苏宁坐在第一排VIP席位，位置甚至比谷歌创始人更靠近中央。
发布会后的小型庆功宴上，苹果CEO难掩好奇：“苏先生对智能手机如此有信心？”
苏宁把玩着原型机：“不是手机，是生态。”
他点开预装的谷歌地图，“永仁在2004年就投资了谷歌的地图团队，另外自有品牌闪电也是已经证明了成功，现在又持有苹果1.8%的黄金股权……这才是真正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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