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鬼”的煽动下，李璟被说服，南唐开始了一系列对外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在短期内确实扩大了南唐的领土，看似增强了国力，但实际上却给南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连年的征战导致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加重了民众负担，引发了社会动荡。同时，对外扩张加剧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使得南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更为严重的是，“五鬼”专权擅政，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得朝政混乱，政令不通。他们排斥忠良，任人唯亲，导致朝堂之上正气衰微，腐败横行。这一系列问题的累积，使得南唐的国力在表面上的扩张背后，实则处于快速衰落之中。
四、闽楚征伐：短暂的辉煌与长期的苦果
在“五鬼”冯延巳、冯延鲁、陈觉等权臣的影响下，李璟放弃了前期的“保境安民”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扩张战略。保大年间，南唐军队在李璟的命令下，先后对闽国与楚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吞并了这两个南方割据政权，将南唐的疆域拓展至历史上的最高峰，新增数十州之地。
南唐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短时间内实现了领土的大幅扩张。这一系列军事成就，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南唐的国际地位，似乎预示着一个强大帝国的崛起。然而，表面的辉煌之下，隐藏着巨大的代价与苦果。
首先，频繁的军事行动耗费了南唐大量的国力。战争所需的物资、人员、装备等投入巨大，使得国家财政日益紧张。长期的战争支出使得南唐政府不得不加重赋税，进一步压榨了本已因战乱而疲惫不堪的民众。财政困境不仅限制了南唐在其他领域的投入与发展，也削弱了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其次，连年征战导致人口流失严重。战乱使大量青壮年男子被征召入伍，农业生产劳动力锐减，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同时，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使得许多家庭失去主要劳动力，生活陷入困境。此外，战争引发的难民潮，也使得人口分布失衡，社会秩序混乱。
再者，农田荒芜、生产力下降。战区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废，农业生产大幅减少，粮食供应紧张。战乱还破坏了水利设施，使得灌溉系统受损，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粮食短缺引发了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最后，社会动荡不安。战争带来的破坏与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各地反抗暴政的起义此起彼伏，地方豪强趁机割据，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国家治理面临严重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南唐的衰落。
五、后周挑战与南唐退守
在南唐因吞闽灭楚而沉浸在领土扩张的短暂荣耀之际，北方的后周政权在英明果断的世宗柴荣领导下，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冉冉升起，对南唐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保 大 十三年（955年），后周世宗亲率精锐大军南下，对南唐展开了雷霆万钧的军事行动。
面对后周的强大攻势，南唐军队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节节败退。后周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了淮南地区至关重要的14州，兵锋直抵长江北岸，对南唐腹地构成了直接威胁。南唐的防线在后周铁骑面前显得如此脆弱，曾经的辉煌疆域如今成为后周铁蹄下的焦土。
短短三年间，南唐不仅丧失了大片领土，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战事的失利，使得南唐国内人心惶惶，民众生活困苦，国库空虚，军力疲敝。李璟深感无力抵挡后周的猛烈攻击，国家的存续已经命悬一线。
在这样的绝境之下，李璟不得不放下帝王的尊严，选择了屈辱的求和之路。他派遣使臣携带厚礼前往后周，请求停战，并愿意割让土地、缴纳岁币，以换取后周撤军，保全南唐的残余疆土与国祚。尽管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丧权辱国，但在生死存亡面前，李璟别无选择。
后周世宗接受了南唐的求和请求，双方达成协议，南唐割让了大片土地，并承诺每年向后周纳贡，后周则撤回了部分军队，暂时缓解了南唐的军事压力。然而，这次求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唐衰弱的局面，反而暴露了南唐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全面颓势，使其在周边列强眼中成为可以轻易拿捏的对象。
六、迁都南昌与国势衰微
面对北方后周政权的强势进逼与军事压迫，南唐中主李璟在保大十三年（955年）后，面临着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抉择。在经历了领土丧失、军事挫败与屈辱求和后，李璟意识到，仅凭现有的国力，已无法与后周正面抗衡。为躲避后周的军事威胁，同时向其表明南唐无意再起冲突的决心，李璟做出了一个痛苦而无奈的决定——迁都。
原本位于繁华江南心脏地带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是南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享有“六朝古都”之美誉，其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人口稠密，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然而，在后周铁骑直抵长江北岸的严峻形势下，金陵已无险可守，成为前线城市，随时可能遭受攻击。为保全国家命脉，李璟决定将首都南迁至相对偏远的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并将其改名为南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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