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当吴三桂上书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时，清廷顺势而为，下令云贵两省的督抚必须直接听命于中央，进一步削弱了吴三桂对地方的控制。同时，清廷剥夺了吴三桂在司法领域的特权，规定其藩下的逃人案件一律由地方政府审理，不得由吴三桂的幕僚干预。
面对清廷的步步紧逼，吴三桂采取了激进的对策，他故意挑起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冲突，制造事端，借此扩大军队规模，增加军费开支，以此作为对清廷限制其权力的报复。
六、起兵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决定撤藩，这一举措触动了吴三桂的根本利益。吴三桂深知，撤藩意味着失去他在云南的庞大权力和财富，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看似顺从的策略，主动上书请求撤藩，实则是试探朝廷的底线，期待得到挽留。然而，康熙皇帝看穿了吴三桂的计谋，果断同意撤藩，派遣专使赴滇，加速撤藩进程。
吴三桂随即于同年十一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宣布起兵，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出“兴明讨虏”的旗帜，正式与清朝决裂。吴三桂的叛乱得到了其他藩王和各地党羽的响应，包括尚可喜、耿精忠以及四川的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的罗森、孙延龄，陕西的王辅臣，河南的蔡禄等，一时间，叛军声势浩大，几乎席卷半个中国。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自立为“周王”，其子吴应麒攻陷岳州，岳州之战爆发，叛军势头强劲，一度占据了湖南、贵州等大片领土。然而，清廷并未被叛军的气势吓倒，迅速调兵遣将，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到了康熙十五年（1676年），叛军的形势开始逆转。清军在岳乐的率领下，占领了萍乡，围攻长沙，而王辅臣、耿精忠先后向清廷投降，大大削弱了吴三桂的力量。次年，尚之信也归顺清廷，吴三桂的势力遭受重创。
为了鼓舞士气，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在衡州举行祭天登极之礼，正式称帝，国号“周”，年号昭武。他册立妻子张氏为皇后，孙子吴世璠为皇太孙，设立六部，封赏群臣。然而，称帝仪式当天，天象异常，风雨大作，似乎预示着不祥。
六月，吴三桂派遣大将马宝率军南下，攻击永兴，连战连捷，重创清军，一度控制了永兴周边地区，对清军造成了重大打击。然而，吴三桂的皇后张氏在六月中旬病逝，这对吴三桂的精神造成了沉重打击。七月，吴三桂亲自部署对广东、广西的进攻，一度取得进展，尤其是在广西，除了梧州外，大部分地区都被吴军控制。
七、势穷病死
康熙十七年（1678年），对于吴三桂而言，是充满挑战与悲剧的一年。随着清廷的反攻日益猛烈，吴三桂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八月，正值酷暑，吴三桂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先是患上“中风噎嗝”的疾病，紧接着又出现了“下痢”的症状。尽管太医们竭尽全力，但吴三桂的病情并未见好转，反而日益加重。
意识到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吴三桂开始安排后事。他授意身边的心腹大臣，紧急迎请皇孙吴世璠从云南赶来衡州，意图让吴世璠继承皇位，延续“周”国的血脉。然而，吴三桂的病情发展迅速，八月十八日深夜，他就在衡州的都城中病逝，仅仅在位五个月。
吴三桂的去世，对于反清阵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二十二日，吴三桂的侄子、女婿以及心腹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人齐聚衡州，经过一番讨论，他们推举吴国贵暂时总理军务，并派遣胡国柱返回云南，护送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并继承大统。
然而，留守云南的郭壮图，出于保护自己势力的考量，极力阻止吴世璠离开云南前往衡州。郭壮图的女儿嫁给了吴世璠，他担心一旦吴世璠离开云南，自己的地位和家族利益会受到影响。因此，郭壮图坚持吴世璠应当留在云南，而不是前往衡州。
九月，吴国贵召集诸将召开会议，讨论未来的战略方向。吴国贵本人具有一定的政治敏锐度和胆识，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但诸将考虑到各自在云南的家庭和财产安全，对吴国贵的提议并未给予充分支持，致使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直到十一月，胡国柱等人终于用棉布包裹着吴三桂的遗体，秘密地从宝庆进入贵州，大将军马宝则留守衡州。吴世璠在胡国柱等人的护送下，最终到达贵阳，并在那里继位为帝，继续领导着对抗清廷的斗争。然而，吴三桂的去世和吴世璠的即位，并未能改变“三藩之乱”的最终走向，清廷的反攻势头越来越强，吴世璠的政权最终也在清军的重重围攻下走向了覆灭。
八、结语
吴三桂的一生，是权力与背叛的交织，是个人野心与国家命运的碰撞。他对明清两朝的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无论是作为明朝的忠臣、清初的藩王，还是反清复明的领袖，吴三桂都是一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值得后世不断探讨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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