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法国商人和军人多次尝试进入保胜地区，但均被刘永福的黑旗军所阻止。法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并在同年十一月正式照会越南政府，要求越南驱逐刘永福，否则将自行处理。在与法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刘永福向越南阮朝提出了回国为父母扫墓的请求。此前他曾多次提出类似请求，但均未获准。这一次，阮朝看到刘永福去意坚决，便批准了他为期五个月的假期。刘永福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二十一日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受到了当地乡亲的热情欢迎。
实际上，刘永福此次回国的真实目的是寻求清朝的支持。他与广西左江道周星誉所派的宣化典史王敬邦进行了会谈，请求清朝粤、滇、桂三省出兵两万，支援越南抗法。然而，在等待清廷回复的过程中，刘永福从谅山巡抚梁辉懿所派使者口中得知了法国海军中校李威利（李维业）率军逼近河内的消息。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刘永福立刻返回越南。
三月初八日，河内失守，越南守臣黄耀自尽殉国。黄佐炎紧急调刘永福前来御敌，刘永福于三月十九日抵达越南山西，并于四月初一日在此地举行祭旗仪式，准备出征。由于法国深陷埃及危机，李威利同意暂时撤出河内，越南朝廷随即命令各军停止行动，并要求刘永福撤退，以便与法国谈判。在黄佐炎的劝说下，刘永福于五月初率部返回保胜，并部署了各路兵马，以防备可能的法国进攻。
在此期间，刘永福不断向刘长佑、黄桂兰等滇桂军政官员求援，这些官员虽然口头承诺“暗助”，但实际上提供的支持有限。唯一的一次实质性援助来自云南布政使唐炯，他在九月与刘永福会面，并一次性拨付了一万两饷银。面对越南朝廷的压力、清朝缺乏实质性的援助以及法国的持续威胁，刘永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五、鏖战越北
在刘永福最为孤立无助的时候，清朝官员唐景崧主动请求入越，希望说服刘永福重新振作，继续支持越南抵抗法国的侵略。唐景崧首先前往越南首都富春（顺化），与阮朝高官会面，确认了越南朝廷对抗法的决心不足以及对刘永福的猜忌态度。在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唐景崧向清廷提交奏折，强调应该给刘永福提供军火和饷银的支持。
光绪九年（1883年），在唐景崧准备入越与刘永福会面之际，越北局势急剧恶化。法国新上台的茹费理内阁决心加速征服越南北圻的进程，李威利于二月十八日占领了南定省城。越南国王阮福时转而倾向于抗法，并命令黄佐炎积极备战，黄佐炎随即要求刘永福出兵。但由于去年抗法时被越南朝廷阻挠的经历，刘永福对阮朝的信任度降低，对黄佐炎的六次征召均未回应。
在这种背景下，刘永福与唐景崧于三月初八日在越南山西会面。唐景崧在第二天向刘永福提出了三种策略：上策是称王于越北（一说并无此策）、中策是进军河内、下策是固守保胜。经过几天的思考，刘永福在三月十三日与唐景崧再次会面时选择了中策。三月十九日，刘永福在山西再次举行祭旗仪式，率军向河内进发。由于李威利的兵力有限，无论刘永福如何挑衅，李威利均不出城应战，而是等待法国援军的到来。
刘永福几次尝试攻占河内未果，于是在四月初九日派黄守忠、吴凤典、杨着恩带领四百人夜袭河内郊外的教堂，但被法军击退。李威利对此感到颜面尽失，于四月十三日率四百余人出城追剿黑旗军。刘永福通过城内间谍得知这一消息，并由部将杨着恩在纸桥设伏。虽然法军人数众多且装备精良，但仍中伏，黑旗军在激战中取胜，追过了纸桥。此役中，法军损失惨重，包括李威利在内的32名法军阵亡，52名受伤，黑旗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越南阮朝为了表彰刘永福的功绩，晋升他为三宣提督，并赐予正二品冠服，后又封为一等义良男。
然而，清廷受到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影响，仅增强了驻越清军的力量，但并未积极支持刘永福的抗法行动。因此，刘永福未能乘胜追击，收复河内。只有唐景崧愿意与他并肩作战。
与此同时，法国采取了双线作战的策略，一方面由孤拔率领七艘舰艇和一千名士兵攻击越南首都顺化，另一方面由波滑率领两千名士兵进攻黑旗军防守的北圻据点。前者由于越南国力薄弱及政局动荡而迅速得逞，并签署了第一次顺化条约，将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后者则遭遇了刘永福和唐景崧的顽强抵抗。七月十三日，波滑进攻刘永福在怀德府的驻地，但被击退。两天后，洪水冲毁了黑旗军的驻地，迫使他们撤退到丹凤县。七月二十九日，波滑再次进攻丹凤，但由于洪水的影响和黑旗军的顽强抵抗，法军在相持三天后被迫撤回河内。
此后，刘永福将驻地移至地势较高的青威县，准备伺机收复河内。然而，当得知法军控制顺化的消息后，越南政府命令北圻诸臣停止抗法，并停止向黑旗军发放饷银。声援刘永福的驻越清军在得知越南投降的消息后也开始撤退，其中滇军撤至兴化，桂军撤至北宁。黑旗军被迫退守山西，仅由云南每月提供五千两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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