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知晓蓟王“弃杂门，择杂技”，独尊儒术之心不改。文武百官，皆心有戚戚。
诚如方技馆，献吐酒石散，一举灭尽水瘟。更有种痘术，治愈“虏疮”。
虏疮，又称“宛豆疮”、“天行发斑疮”、“豆疮”。明清时称“天痘”、“疹痘”，“天花”。有关此恶疾之最早记载，见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
“虏疮”非本土恶疾。时民间传闻，“此疮从西（向）东流，遍于海中”。
后世考古，曾在三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中，发现虏疮病毒。并推测，此恶疾乃是经由埃及或印度，向外传播。十八世纪，欧洲超过一亿人死于虏疮。然正因中医，早有防治之法，故并未在华夏造成空前之大灾难。
试想。十八世纪时，华夏人口远超欧洲。同等条件下，致死率反低。足可佐证，必有医疗，“大规模”并“有效”介入。
当是中医无疑。
然活在当下，刘备却发现。此症，乃是经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由西域并南州，同时传入。
葛洪虽未明确记载治疗方法，然字里行间，却呼之欲出。尤其“不即治，剧者多死”一句，亦可证明。换言之，只需及时救治，“剧者”当不至于“多死”。
后世有载。宋真宗时，宰相王旦恐其爱子（王）素，患虏疮夭折。时有蜀人荐言，峨嵋有神医“峨嵋山人”，善『种痘术』，可免小儿患虏疮之苦。王素种痘后，果未患此恶疾。此，或是世上最早使用接种法，获病毒免疫之记载。
峨嵋山人，自出仙门。
正如法烛，前汉时已有。然制作“法门”，只流传于仙门之手。千百年后，才被广泛应用。窥一般而知全豹。
华夏科技，发生之早，出人意料。远超后人想象。若非亲临，如何能尽知。
蜀人扼蜀身毒道，毗邻西南夷。正因虏疮由身毒传入，才有峨嵋山人，善种痘术。此亦符合，假寻医问药，符水救人，行传教布道之，仙门一贯作风。
『吐酒石术』、『种痘术』，皆来自方技。其效如何，蓟人亲身体会，焉能无觉。
故对蓟王去伪存真，将神仙术剥离，只取方技。百官皆心有戚戚。今又遍取杂家之技，乃利国利民之举。
群臣皆无异议。
然何人可居东序令，百官各执一言，皆未得心仪之选。
蓟王遂看向上庠令：“郑公，可有良才举荐。”
郑玄起身奏对：“回禀主公，臣等皆出儒家。于百家并不精通。臣思，如前汉淮南王那般，广招门客，或可一试。又或如先秦公孙龙子，可担此大任。”
“‘白马非马’，‘别同异，离坚白’。”蓟王轻轻颔首，已领会儒宗言中深意：“需精通『辩正之法』，方能杂而无乱，充而有章。然大道至简，知易行难。”
辩正一词，出自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阮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亦有：“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
郑玄慨叹：“主公明见。”
儒宗所虑，若不知“别同异，离坚白”，辩正之法。百家之说，五花八门。无从去伪存真，去其糟粕，通盘接受，但凡与本身认知相悖，必反受其害。
此处，并非言及“白马非马”，孰对孰错。乃是借用其辩正之法。坚定自身所学所知，并以此权重，行裁决取舍，百家杂说：留其菁华，弃其糟粕。
故《淮南子·齐俗训》谓：“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同与众同道也。”
“应劭可担否？”蓟王已有人选。
郑玄答曰：“应仲瑗，博学多识，然析辩抗辞，明哲保身，力有未逮。”
换言之，以应劭之博学，仍不足以，于百家之中，去伪存真。
门下祭酒司马徽言道：“若再得二十载，应仲瑗足可胜任。”言下之意，若此时强为，恐揠苗助长。
蓟王沉思不语。灵辉殿中，落针可闻。
忽听蔡少师笑道：“论及明哲保身，老臣倒想起一人。”
“蔡师想起何人？”蓟王笑问。
“正是外黄高士申屠蟠。”蔡邕答曰。
多年前。蔡邕亲自做媒，将已故奇士郭林宗之女孙，并高士申屠蟠之女孙，许配给恩师二子，容城令卢俭，益昌令卢节，为妻。
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见机行事。二人大名，如雷贯耳。蓟王焉能不知。
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少有名节。同县缑氏女玉为父报仇，外黄令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缑玉的节操和义行，足可感动和激励那些不知廉耻甘受羞辱的为人子孙，即便不是清明时代，也理应在她坟上立碑，以彰其行，何况今清平之时，反不加怜悯同情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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