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并不是所有的倭人平民都会沦为奴隶，西海道几个令制国内，被朝廷占据的矿场，就有大批倭人奴工在辛苦劳作。
可以说这些已经被朝廷收归官有的矿场，几乎在被占据之后就第一时间恢复了生产，萨摩国的一处小银矿，就与对马岛的小银矿，已经挖掘出了第一批矿石，并送到了山东行省。
这两处小银矿的矿石基本都是银铅共生，倭国的分离技术落后，朝廷也不愿意将先进技术扩散出去，所以这些工作都是由山东行省的官办作坊来完成的。
银铅共生的分离，是朝廷推广了的唐朝就出现的灰吹法，为此早在洪武七年，朝廷就颁布了诸多禁止外泄的技术名单，并不断以舆论宣传保密的重要性。
本朝的工匠地位，几乎可以说是历朝历代以来的最高点，自洪武开国以来，天下诸行省授民爵的工匠，已经超过了七十人。
每授爵一人，朝廷就会大肆宣传，尽管民爵并不能让受爵者成为勋贵，但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这让天下的工匠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尊重。
在朝廷诸部寺之中，工部的技术官员比例是最高的，因为工部尚书凌振本人就是工匠出身，凌振和柴进也是开国以来唯二坐在尚书位置十余年不曾变动的高官。
户部的技术型官吏比例则是第二高的，要知道户部从来都是一个大部，两个以技术官员为主的部，使得新汉朝廷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以来，技术官员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其实负责养马的太仆寺也是几乎全员技术官吏，但养马一直被视为“医”的范畴，与这个时代天下认知中的“工”，是两个概念，而且“文”“医”不分家，所以低调的太仆寺，很少被朝堂官员们认为是技术部门。
这是王伦一直追求的结果，赵佶父子跪得太快，新汉在前期不得不接收了大批投降的前宋官员，但好在通过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官吏逐渐取代了旧官僚们。
前宋有新旧党争，从某种意义而言，赵佶也是支持新党改革的皇帝，但他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国，而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皇室消耗了大量改革带来的好处，反而培养出了一大批的贪官。
王伦上台后，通过物理肉体上的消灭，打击了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又通过积极的、以朝廷为主导的对外贸易，一切战争行为都服务于贸易，使得朝廷赋税收入不断增加，同时受益的对象也更加广泛。
对于东南海商集团而言，相比前宋时期，他们的确少赚了许多钱财，损失了大量的土地和在地方上的权势，但朝廷也给他们了新选择，那就是与朝廷合作，继续开拓海外。
源源不断的海贸带来的收益，也让东南士族与朝廷中央的矛盾被转移，双方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渐渐转为共生互利。
就好比这一次朝廷东征日本，义勇水师也参与了进来，在朝廷的引导下，浙江、福建两行省以倭人为奴隶，加大了对大琉球岛的开发，在王伦主导的规划中，大琉球岛将会以种植园的经济形式被不断开发。
同理，吕宋诸东南岛屿，也将会被朝廷以此种形式开发，朝廷殖民的手段，将会以奴隶贸易与种植庄园相结合为主要方式。
因此大琉球岛就成为了朝廷推行殖民的一个试点，只要在大琉球岛取得成功，那么这个政策基本就可以继续被推行下去，甚至可能延续数百年。
王伦的这个设想，已经得到了朝中重臣们的一致认同，只要朝廷政策不变，而且拥有一支强有力的水师，那么朝廷根本就不怕移民海外的百姓会造反、会独立，相反，移民海外的百姓们会更加期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原政权存在，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
通过与地方官员们的不断沟通，福建行省成为东南第一个广泛设立乡议局的行省，这意味着福建的百姓、地方大族也终于愿意认真与朝廷沟通，尽可能寻找中央与地方之间追求权益的一个平衡点。
这是王伦今年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福建行省的民间风气，保守与开拓并存，由于行省内地形的原因，民间百姓普遍习惯于抱团，以宗族的形式追求半自治，同时又由于可耕种土地少，福建百姓们又普遍习惯了出海谋生。
对此王伦相当能够理解，民间抱团、宗族势力强大，说白了还是得不到朝廷官方的支持，似前宋那样，为了治理方便，主动放权给地方，是相当不可取的。
奄美岛的奴隶贩子黄文良之所以表现得很有人性，也是一个同样的原因，他知道自己这个“牙人”的名声不好，但他也希望能够成为乡议大夫，希望官府知晓他们的利益追求，希望获得朝廷更加有力的支持。
黄文良在为着一个乡议大夫的名头而努力着，三日月山之战结束后，狄成带领着三行省义勇水师，又发起了对日向国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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