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府北部。
工部与驿部的联合规划中，要从肃州酒泉府沿着黑水，将西夏时期那一条官道重新修建，而且还要继续向北，将居延府居延城，也就是原黑水城与西北招讨司所在的镇州之间的官道一并修通了。
灭西夏之战结束后，西夏士兵被俘虏、转为朝廷工程兵的，大约有两三万人，其中大部分都被派往修缮河西走廊的道路，还有数千人，则被派往居延府方向。
坐镇居延府的鲁智深，既要维护本地治安、巡逻漠南与西域方向的道路，还要协助吴用继续对居延海北部诸漠南部落的梳理，更要负责监督修缮官道。
在王伦称帝第二年，朝廷就重新厘定了度量衡，长度方面采用了前宋一致的新汉尺，虽然身高方面，民间普遍仍旧习惯于秦汉尺寸，但官方一应正式文书，都已经改为新尺寸的计量。
从居延府到西北招讨司的官道，设计要求可以并行两辆规范马车，还要留出行人道，因此标准宽度就定在了十三尺，大约等同于后世的三米九。
相比在江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修路时要开山辟林，漠南地区的官道修缮就简单多了，有工部的官吏们带领着工匠提前规划好了走向，朝廷又调来许多马牛，协助人力，所以这一条命名为“居西道”的官道，就一点点地向阴山方向延伸而去。
被调到鲁智深名下的西夏士兵俘虏，大约七千余人，仍旧以军事化管理，在被抽调向北之前，朝廷便下发了命令，这条居西道修缮完毕后，俘虏们就可以免去徭役，可以被放还归家了。
王伦建立新汉后，新的中原王朝固然连年对外用兵，汉军战力彪悍，但有一点，那就是朝廷的公信力已经初步建了起来，说到做到，从不含糊。
故而这些被抽调来到居延府的西夏俘虏们，灰色暗淡的人生一下子就有了希望。
至少许多西夏俘虏在沉重忙碌的修路工作之余，心里多了些盼头，朝廷的政策也宣传到位，这条官道修通后，沿途要设诸多驿站，修路俘虏们可以选择留下，朝廷也会沿着官道给他们均分草场和土地。
李利就是这样的一名小工头，他原本是西夏没藏氏的一个小贵族，权力不大，不曾做过许多恶，又精通汉语，在被俘后表现良好，便被汉军监督的军官提拔了起来，负责协助管理五十名修路工。
毕竟西夏王族曾被唐朝赐国姓，故而许多西夏党项俘虏在兴起的改用汉姓汉名的热潮中，大多选用了“李”为姓氏。
出身陇右李氏的李彦仙也没什么意见，于是宁夏、陇右二行省就多了几十万李姓党项人，但朝廷不承认他们是党项人，而且强行划定为汉人。
王伦自然不可能效仿百余年后的成吉思汗以及蒙古人，对党项族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大屠杀，西夏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民间汉化严重，反而是统治阶层的上层贵族们，包括相当一部分掌权的汉人世家，拼命想要保留所谓的党项制度。
因为掌权者们很清楚，一旦他们也接受了彻底的汉化，那西夏这个政权与中原还有什么分别呢？不能体现出差异性，那么即便西夏能够长久在西北立足，最终还是会渐渐融入到华夏之中的。
实际上西夏的普通百姓，在唐朝被迁徙到宁夏行省一带时，他们在生活习惯、方式、思维、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就已经汉化了，所谓的“西夏文”、“西夏语”，哪怕是官方认定的通行语言，在境内都少有人使用。
伴随着“秦腔”的出现，诸多故事被改编为戏曲，许多文人也都愿意将文采转变为稿费，从陕西行省传来的各种戏曲故事，宁夏行省的百姓们看得津津有味，全无半点理解上的阻碍。
所以李纲到来后，宁夏、陇右民间百姓对于朝廷认定的汉人身份也毫无抵触，尽管还是有部分死硬分子坚持自己是党项人，但已经形成不了任何影响力了。
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广东行省的百姓，与一个陕西百姓，在生活习惯、语言、饮食方面的差异，都远大于西夏党项人与关中地区汉人的差异，更远大于党项人与广东百姓的差异。
既然广东人都认为自己也是汉人，那宁夏人为什么不也是汉人呢？
李利穿过尘土激荡的工地，兴致冲冲的跑到自己负责的路段片区，挥舞着手臂，大声喊：“朝廷从长安诸府派来了两个秦腔戏曲班，上头发了话，咱们连日劳作辛苦，便放两日休假，明日开始，都去看戏啊！”
他手下的俘虏工人们顿时欢呼了起来，有个党项汉人大喊：“李头儿，要唱甚戏，可有曲目？有《金沙滩》么？”
《金沙滩》讲的是前宋开国名将杨业杨无敌与辽兵死战的故事，礼部推广诸腔戏曲，民间文人便纷纷搞起了文艺创作，各种故事都被编排，对此王伦也持鼓励态度。
于是远在会宁府的杨志，私人出了一笔钱粮，雇佣了十多个民间艺人，将他祖上的故事也搬上了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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