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步队有铁林、武威、天雄、义从、突将、天德、经略、龙骧、控鹤九支，如果按计划全部压缩至两万五千人的话，则有22.5万人。
马队则有飞龙、黑稍、金刀、银枪、铁骑、定难、飞熊、银鞍直、从马直九支，计有10.6万余人。
两部相加，禁军总数超过了三十三万，其实很庞大了，邵树德甚至想继续压缩。
其他部队，都非禁军，无论是老部队还是新部队。而既然当不上禁军，那就是需要处置的，或者年老退役，或者转为地方州兵，或者去边塞当镇兵，或者去当府兵，甚至是战阵上消耗掉——当然，如果他们愿意解甲归田，回家种地，朝廷也是欢迎的。
这种消息当然是瞒不住的。邵树德也没打算瞒，不然他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对外「吹风」了。
他非常理解史上朱全忠宁可得罪中原武夫，也要将禁军员额从二三十万压缩至十五万人以内的决心。
他这样做可能确实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但却给后面几个朝代拆除了一个大炸弹。所有反噬由朱全忠一力承担，他的王朝也灭亡了，人死债消，武夫们有气去挖他家祖坟好了。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却得以轻装上阵，留在禁军的都是精锐，朝廷军费开支也能养得起，然后以此威压各个藩镇，继续削藩。
说到底，还是这个时代的养兵开支实在太大，自古未有。一个兵包吃住不说，养活全家还绰绰有余，而是这个「养活」还是生活水平极高的状态，县城吏员的开销大概也就这个水平，着实离谱。
三十多万禁军，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北宋赵大刚当上皇帝那会，地盘比邵树德如今稍小，也就二十万禁军，到赵二那会人数才开始飞快增加。邵树德的最终目标，还是把禁军压缩到三十万人以内、二十五万人以上，辅以州兵、镇兵，差不多也就够了——州兵的数量，未来也会慢慢削减，虽然他们开支较低。
「饭要一口口吃。」邵树德瞪了一眼杨悦，道：「有些话，不要大嘴巴四处宣扬。你吃亏
就吃亏在这上面，一把年纪了，还不改改？」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杨悦满不在乎地说道：「陛下，燕山镇军最好有两万人，至少一万五千以上。居庸关目前还是控鹤军一部在守御，未来将填充上镇兵。清夷军离开临渝关后，也需要人。北口这边有两处，一者北口城，二者东军城，都需要兵。」
邵树德点了点头，认可杨悦的这个
说法。
其实就是小路不管了，只抓住三处大道即可。因为只有居庸关、古北口、临渝关三处是可以「通方轨」的，其他都是崎岖小路，或许可以过人和马，马车的话就太困难了。甚至于，居庸关、古北口的马车通行条件也很一般，临渝关才是通衢大道，是重点。
这也是唐代的防御策略。
北齐、隋代都是修长城的，但唐代不修，只在重要地点筑城驻军。甚至这个城池也是草草修筑的，防御设施远远不如藩镇混战百余年的中原内地。
这种军事部署，很明显是放弃小路了，让你来，你来了后咱们野战决胜负。
当年三受降城修不修瓮城就曾经激烈争吵过，原因就是有人认为城防设施完善了，会让士兵们心理上有依托，不敢出城与胡骑野战。
就这种钢铁猛男的思路，你就别指望像其他朝代那样修筑长城，一个幽州搞几十个军事堡垒，层层设防，四处堵截了，不可能的，也没这么多兵。
杨悦方才提到的东军城叫做「东军守捉城」，原本是幽州镇在山后的驻军据点之一，位于后世滦平一带。
从北口城出发，向北走五十里，过摘星岭，然后再走约百里，至东军守捉城。历史上刘仁恭主政幽州时代，就经常过摘星岭，去草原上烧杀抢掠，甚至还在霜降后烧草原——枯草被烧，契丹人便难以储备足够的过冬干草，只能求和，与刘仁恭虚与委蛇，默默等待他的本钱被晋军、梁军消耗光，再找回场子。
东军城往东北走二三十里，有墨斗军城。再往外有个二十里，差不多就是幽州镇强盛时与契丹八部的默认分界线了。不过在幽州势力全面撒离山后地区后，契丹人以及他们的附庸部落开始向南侵占，直到前年那场大战，被一次打回原形。
「山后地区的防务，尽快恢复起来。」邵树德说道：「兵的事，朕来想办法，不用你操心。」
邵树德其实是认可杨悦的布防思路的。幽州镇都知道山后地区的重要性，并在那里筑城、驻军，附庸部落为己用，他又怎么可能比燕人干得还差呢？
他始终认为，历史上明朝定都北京，却放任山后地区被蒙古部落占领，失掉了燕山防线的缓冲区，是非常不明智的。
诚然，从幽州穿越燕山送补给比较困难，成本较高。但山后地区的农业条件其实没那么差，清代都能大面积垦荒，唐代的驻军家属也垦荒种地。实在不行的话，让附庸部落上供，总是有办法的。
这些部落也很现实。有敌人过来，你出城野战，帮我们把敌人赶走，我们为你提供牛羊、战马甚至兵员，互帮互助，共同构成防线，你连长城都不用修，不好吗？
这也是邵树德一直以来的思路，在长城后严防死守，屯驻数量惊人的大军，或许财政上的开支更大。
积极防御策略，花的钱未必就更多。虽然也不是没有坏处，比如唐时范阳、平卢二镇的边将「擅启边衅」，契丹人不想反，我逼你反。但有些事，应该没人做得比玄宗更糊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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