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江夏惊讶的表情，大姐笑着给江夏夹了一筷子菜，一边让江夏一定要吃饱，一边继续开口。
大姐没有急着掰扯条文细则，反倒先夸了一句：“你能想到‘不能把缺口摊给普通人家’，这就很好。做事先立住良心，再讲方法，路子就不会走歪。”
诶嘿嘿嘿，那是，咱一直都很有良心！
就连设计卸煤器都能考虑到会不会降低有关同志的收入呐！
江夏美滋滋的送了一大口菜进嘴巴，听着大姐继续帮他解惑。
“小刘之前想必也跟你聊过统计口径的区别，那是面上的规矩。
但你要往根子上想：上级搞知青动员，初衷从来不是为了把孩子们往乡下赶，是眼下城市工业体量撑不住，装不下这么多待业年轻人，没办法才走的权宜之计。”
“所以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名额是不是死数’，是‘人能不能有正经的去处’。”
大姐看着江夏的眼睛，话说得透辟：“只要你能把人实实在在安置在岗位上，让他们干活、拿工资、创造价值，而不是在家闲着吃救济，那政策就该跟着实际情况调整。
手续合规的前提下，人就业了，待业台账销了，对应的动员任务自然就核减了——这不是钻政策的空子，是制度本来就留着的口子，为的就是鼓励大家多想办法、多找出路，而不是死盯着名额数字硬摊派！”
江夏听得心头一动。此前小刘秘书给他讲的是“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教他辨明规则边界；可大姐一开口，直接点破了规则背后的初衷，瞬间就让他从“怕踩线”的谨慎里跳了出来。
“至于你那个标准化工艺卡，别只盯着沪东厂那三十个子弟看，格局还是小了。”
大姐语气里带着几分提点。
“一个厂用了工艺卡，能提效、能扩产，多几十个岗位；可这套东西要是推广到全沪上的机械厂、造船厂、轻重工业厂子呢？全行业提效扩产，能多出来的岗位就不是十个二十个，是几百上千个。”
她顿了顿，话说得更明：“你现在想着‘借试点的由头多申请几个名额’，这还是抱着‘求政策给饭吃’的思路。换个角度想：你拿出能落地的技术成果，帮着地方把就业压力降下来，把工业产值提上去，那政策自然会向你倾斜。
你不用去求着要名额，而是地方需要你这样的项目来解决真问题。这才是把技术的价值用透了。”
江夏握着筷子的手微微一紧。
他之前满脑子算的都是沪东厂里的子弟、申请的名额，从没往“全行业推广”“给地方解压力”的方向想过，只觉得自己是在借政策的东风办事，从未想过自己的技术本身就能成为撬动政策的支点。
小刘秘书前面提到过的向沪上打申请，把相关技术包装成技术试点的主意，本质上其实是分给相关人员的蛋糕……
但，大姐的这套说辞，意思一样，但落脚点却完全不同。
“再往远了说，”
大姐笑了笑，语气从容，却带着举重若轻的分量：“这事真做成了，也不只是给地方主官添政绩。
现在大家都觉得，知识青年除了下乡没别的路。可咱们国家要搞工业、要搞尖端科技，终究得靠有文化的年轻人。
把这些读过书的娃娃留在工厂里，练技术、学本事，成了熟练工人、成了技术骨干，将来咱们搞半导体、搞精密仪器、搞大装备，才有实打实的人才底子。”
“你今天在上海趟出‘技术扩岗、就地安置’的路子，将来全国的工业城市都能照着学。这不是一个厂、一个市的小事，是给咱们自力更生搞工业攒人才家底的大事。
真做成了，比硬压着多少人下乡，都更有长远意义。地方上的同志算得清这笔账，只会推着你往前干，绝不会拦着。”
一席话，三层意思，从政策初衷，到治理逻辑，再到国家长远布局，层层往上推，没有半句生硬的官话，却字字都落在更根本的道理上。
江夏坐在椅子上，只觉得心里原本那团拧着的疑云，被这一番话彻底吹散了不说，连眼界都跟着被撑开了一大截。
这些话，小刘秘书其实也说过类似的。
在思南路那间被梧桐树影遮了半扇窗的书房里，小刘秘书坐在沙发扶手上，端着茶杯，一条一条地给他分析过：
技术扩岗的逻辑、政策通道的可能性、地方主政者的心理。当时他听着觉得有道理，但也仅仅是有道理。
小刘秘书再精通政策，归根结底是个参谋角色，他的分析是基于对条文的理解和对体制运行规则的熟悉，是推演，是“按道理应该走得通”的判断。
可大姐不一样。同样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不是推演，是结论。不是“按道理应该走得通”，是“这条路已经有人走过了，你照着走就行”。
这种分量上的差异，不在话的内容，在说话的人站的位置。
小刘秘书站在政策外面往里看，看得再清楚也是隔了一层的清楚。大姐站在政策里面往外看，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她参与过的、拍板过的、亲眼看它从一纸文件变成具体行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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