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银行则反其道而行之。
它深刻理解这些同根同源的华商创业者的艰辛与潜力，开创性地推行了针对中小企业的灵活信贷政策。
恒生的经理们常常深入工厂车间，了解实际经营状况，基于对业主人品、经营能力和市场前景的判断，敢于发放“信用贷款”，或接受机器设备、存货甚至未来订单作为抵押。
这种“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帮助无数中小厂商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资金难关。
而当这些厂商日后发展壮大，成为港城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中坚力量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恒生银行最忠诚、最核心的客户群体，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均首选恒生。
恒生银行由此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稳固的华商客户网络，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港城华资银行的翘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65年，港城爆发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银行业危机。
导火索是明德银号因过度投资地产失败而倒闭，引发了市场对中小银行的普遍恐慌。
挤提风潮迅速蔓延。
作为当时规模最大、声誉最隆的华资银行，恒生银行不幸成为恐慌情绪下的首要目标之一。
1965年4月5日，恐慌的储户在恒生银行各分行前排起了长龙，争相提取存款。
仅一天之内，恒生就失去了高达8000万港元的存款，占其当时存款总额的六分之一！挤提持续数日，到4月上旬，恒生银行累计流失的存款总额已接近2亿港元，其流动性濒临枯竭，命悬一线。
面对生死存亡，恒生银行董事局当时只剩下三个艰难的选择：
接受美国大通银行的援助： 大通银行愿意提供贷款支持，但条件苛刻，要求获得恒生银行的管理权甚至控股权。
停业并由港城政府接管：这意味着恒生品牌将彻底消失，由政府主导清算或重组，股东权益可能归零。
向港城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求助：寻求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支持。
经过董事局成员，尤其是何善衡、何添等人的彻夜权衡利弊，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前两条路都可能导致恒生银行独立地位的终结。
而汇丰银行虽然同为英资，但长期扎根港城，与华商关系相对密切，且在港府支持下拥有最强的资金实力和信誉。
为了保住恒生银行的品牌、员工队伍和大部分客户基础，避免引发更广泛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董事局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务实的决定：将恒生银行的控股权出售给汇丰银行。
在获得港英政府财政司的紧急批准后，1965年4月9日，汇丰银行宣布以5100万港元的代价，收购恒生银行51%的股权，取得了绝对控股权。
汇丰承诺保留恒生银行的品牌、管理团队和经营特色，并立即向恒生注入巨额流动资金，迅速平息了挤提风潮。
此后，汇丰不断增持恒生股份，最终持股比例超过62.14%，实现了完全掌控。
1962年的港城，作为远东璀璨的明珠，其经济脉搏强劲而充满活力。
在这片土地上，金融业无疑是其最核心的命脉之一。
彼时，恒升银行已然崛起为港城零售银行业无可争议的龙头巨擘。
它拥有超过百万的忠实客户，其服务网络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不仅惠及了无数辛勤耕耘的中小企业，更成为众多华人市民日常金融生活的坚实依靠。
恒升银行的稳健发展、贴近民生的服务理念以及日益壮大的市场份额，使其对另一家金融巨兽——港城上海汇丰银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实质性的挑战。
恒升的崛起，象征着华资力量在英资主导的金融版图中撕开了一道日益扩大的口子。
为了彻底消除这个心腹大患，巩固自身在港的绝对统治地位，汇丰银行凭借其深厚的政治背景与雄厚的资本实力，于1962年果断出手，完成了对恒升银行的收购。
这场收购，表面上是汇丰“解救”了当时据称陷入某种“危机”的恒升，实则是其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略绞杀。
通过此次收购，汇丰不仅一举消灭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更将恒升银行遍布港九新界的260个黄金网点尽收囊中。
这对于当时已是港城法定发钞行、银行体系结算中心以及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的汇丰而言，无异于如虎添翼。
其与港英政府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更使得这场收购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色彩，几乎一夜间，汇丰在零售银行业务领域形成了近乎垄断的局面。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恒升银行这块金字招牌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并未因被收购而彻底湮灭。
汇丰深谙品牌效应的重要性，并未将恒升完全消化吸收，而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允许恒升银行在汇丰集团旗下保持相对独立的运营地位。
这一决策在日后被证明颇具远见。
恒升银行在汇丰的羽翼下，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借助汇丰的资源，进一步拓展了业务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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