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并不是糊涂蛋，在听到杨过提到人丁税的症结所在时，瞬间明白了问题的关键。他心中暗自思索，杨过所说的南宋当前的症结有两方面。
其一，老百姓不愿意多生孩子，必须进行税制改革。然而，这显然会动了很多人的饭碗，没人会支持他宋理宗。
就像杨过说的，现如今的官僚集团，都是富人世家中诞生出来的，谁会主动建议让自己家多交税，而让穷人不交税？
其二，老百姓读不起书，富人垄断了朝廷，导致腐败，需要更多的穷人读书进入朝廷。看似简单，多开科举便可，实则比第一点更困难。
穷人家的孩子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又何谈买得起几百文钱一本的书籍？而且这两点相互纠缠，富人世家根本不会允许穷人的子弟进入官僚体系，他们在收税的那一步，就已经扼杀了穷人读书的机会。
不过，杨过能清晰地说出大宋当前的困局，宋理宗心中隐隐觉得，或许他会有解决的办法。于是，宋理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杨过说出了他想到的这两点，想看看杨过会如何回应。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宋理宗认真地询问，目光中透着期待。
杨过微微一笑，毫不迟疑地回答：“摊丁入商，一体纳粮。”
杨过的话语简洁而有力，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宋理宗心中的疑惑之门。宋理宗眉头微展，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与好奇，他追问道：“摊丁入商，一体纳粮？此策虽好，但具体如何实施，才能既得民心，又不失公平，避免引起更大的动荡呢？”
其实宋理宗根本没有听懂这个八个字的含义，他只是猜测，杨过是想把人口税变为土地税，这个想法固然很好，但是那个入商又是何意？难道是要百姓皆去从商？
如果雍正此刻知道，杨过瞎改他的政策，只怕棺材板都按不住了，要跳出来大喊一声改的好。
杨过缓缓踱步，目光深邃，仿佛在心中已经勾勒出一幅宏大的改革蓝图。
“昀伯伯，摊丁入商，意在将人口税并入商税之中，不再以人口数量为征税标准，取消农业税。”
此话一出，赵阮和宋理宗均是同时惊讶出声。
“取消农税，那大宋不是要完蛋？”
其实杨过知道，身为古代人的宋理宗怎么逃脱不了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
便又举例询说道
“一亩良田，丰收之际，可得稻谷五百斤。若依宋廷旧制，十取其一，则需上缴五十斤。此五十斤稻谷，按临安现价，每斤十文，共计五百文。换言之，朝廷原可自这五百斤稻谷中得税五百文。然而，稻谷脱壳成米，其价值倍增。五百斤稻，可出三百斤米，于临安城中，每斤米售价约五十文，总计便是一万五千文之巨。
“我所提议之新税，仍为十税一，但征收之时却大不相同。此税非在稻谷之时征收，而是在商人将这价值一万五千文之米售出之后。此税，我称之为‘营业税’，凡买卖交易，皆需缴纳，唯不卖者不征。诸位且算，此税应为几何？”
宋理宗闻言，眼眸一闪，迅即答道：“那便是一千五百文。”
作为一个穷鬼皇帝，对钱的数量还是很敏感。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增加了三倍的税收，而且好像农民还没交税。”
赵阮出声询问，显然他明白了杨过刚才说的摊丁入商的意思了。
杨过见赵阮如此问则是微微一笑继续讲解。
“历朝帝王，多将目光锁定于农夫，以为农夫乃国家财源之所在。然则，农夫虽勤，所得却微。真正富有者，是那些商人。他们低价收购农夫之米，转手即以数倍、数十倍之价售出。即便算上加工之费，其利润亦属惊人。农夫辛劳至极，所得却仅够温饱。
“如果取消了农民的税收，那商人压低价格收粮，岂不是朝廷收不到足够的税额了？”
赵阮继续追问，眼中透露出一丝不理解。
“师姐试想，天下商人岂能同心？局部压价，朝廷可施政以制；至于全国压价，更是难如登天。人性本贪，利己为先，加之市场竞争激烈，难以一统。再者，若真至全国米价暴跌，那必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兆。彼时粮食总量大增，税收总额亦不会减少。”
“此外，营业税之征收，并非仅限于粮食贸易。客栈、酒楼、古董行、字画铺……各行各业，皆可依其特性，设定不同税率。譬如一贫家小户，售米三百斤，所缴之税不过一两半银；而一富家翁，于青楼一掷千金，朝廷便可从其身上收取百两之税。且需明了，富人消费之余，那剩余之银，并未消失，而是继续流通于市井之间。无论其购何物，商家均需再次缴税。如此循环往复，营业税之网，密不透风，无处不在。
“更妙的是，我们可根据行业之别，灵活调整税率。青楼之地，富贾云集，税率可提至十税二，乃至十税三；而客栈、小吃摊、包子铺等薄利行业，则可宽至百税一，甚至千税一。工商业繁荣，税基自然扩大；税基扩大，税收总额自然水涨船高。此乃良性循环之道也。工商业愈兴，国库愈丰；而农夫，则可免受税赋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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