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殿的常朝，太后根本就没到，由韩绛押班，率领不厘务的朝臣进拜。
而在垂拱殿的常起居上，太后就带着小皇帝赵煦端严正坐，看着下面的群臣参拜。
常起居是内朝，都是有实务在身的文武大臣，议论的也是朝廷内外的事务。
军国重事，不能谋于众人。真正的国家大事，还是在崇政殿中讨论决定。
但今天不论是在垂拱殿上，还是在崇政殿上，都没有什么大事拿出来议论。
冬至后，年节前，也没什么事可以奏报。
之前东府三位宰执所议论的六路发运司的事，在政事堂内部就能解决了，用不着惊动到太后。而昨天韩冈奏报于太后的大小事务，也不需要在朝堂上再说一遍。就算是重要如天子赵煦的教育问题，也可以等到明年再说不迟。看了一眼比正常七岁儿童要小上一圈的皇帝，韩冈觉得最好还是不要那么早提经筵的事。
倒是吕嘉问上来说了一通西北盐税。
盐是朝廷专利，各路吃哪里的盐，朝廷都有规定。河南及河北一部，还有关西吃的是解盐，巴蜀四路，也就是益、利、梓、夔，是井盐的行销区。河东是土盐，剩下的地方，则全都是海盐——其中也分了广盐、福盐、淮浙盐、东北盐等分区。
不属于当地行销区的盐，决不允许在当地发卖。而且有的地方为了将官盐卖出去，各家各户在缴税时，甚至得将自家在盐上的份额给买回去，也就是强行抑配。
陇右路和永兴军路上盐池众多，解州盐池之外，还有银夏的青白盐池，旧熙河路上的众多盐池，在过去，私盐十分泛滥，价格高昂的官盐很难卖出去。现在官府采取了薄利多销的手段，也开始讲究质量，官盐价格比私盐还贱，朝廷的收入却没有减少。这是公私两便的好事，只是关西两路的盐价低了，弄得河东、京西的私盐贩子都是从陕西买了官盐来卖。
吕嘉问便是为此上奏，要么就是陕西抬高盐价，要么就看着京西、河东两地盐税大减。
来自陕西的大臣对此极力反对，都不用韩冈出面，吕嘉问的意见就被顶了回去。然后朝堂上定下来的方略，就是在出关中的道路上加派人手进行检查，捉到盐枭一律重惩。只不过按照早上在宣德门外三名东府宰执商议的结果，对盐枭的重惩最后只会以流放来处置，而不是过去的砍掉脑袋。
韩冈对当今的盐法早有不满，正考虑着该如何改，直接抽了三司的老底，所以对吕嘉问归班时投来的眼神根本就不加以理会。
自竞选失败后，吕嘉问颇受到了几次弹劾，但他硬是坐在三司的位置上不肯挪窝，王安石虽不理事，也始终保着他，所以一众御史也奈何不了他。
韩冈也懒得理会他。三司是为了分割宰相手中的财权才设立的，但现在政事堂的堂库中，有免役法、市易法等新法收入，加上来自内库的借贷，三司卡不了政事堂的脖子。
年初的时候，国库穷得叮当响，顺带将内库都刮了一遍。可在今年的夏秋两税入库后，加上新法收入与铸币局的铸币税，朝廷财计也就宽裕了许多。
尤其是铸币，铁钱看似价廉，可架不住国中多铁，今年各路一共铸了五百万贯铁钱，光是京中，就有两百万贯，这还是害怕铁钱贬值特意收敛的结果，否则再翻一倍都可以。铁钱五百万贯，五文的青铜钱和十文的黄铜钱，从面值上来计算，也有五百万贯了。除去原材料和人工，纯利超过三成。
而且这样的买卖，不用担心会做不长久，除了铁钱得稍稍收敛一点，铜钱想铸多少都没问题。这一年来所发行的青铜钱、黄铜钱，少说有四分之一被埋进了地里，市面上只会嫌钱少，不会嫌钱多。
铸币的量大了，也稳定了，铸币税也就能够旱涝保收了。其收入归入内库，政事堂开一张借据，就拿了六十万贯现钱到了手中。这就是国债。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再给内库开单子，不过就是宰辅们签字画押嘛，动动笔就有钱，韩绛、张璪、韩冈，哪个会嫌写字累？
而太后那边，一边是新铸钱和新织的丝绢大批的送进内库中，一边则是给付百官、三军的赏赐，以及政事堂递过来的借据。再多的钱绢只能过过眼。不过政事堂拿了钱，至少还有借据，加上政事堂也不会将钱都借走，给太后留了不少。看到半满的库房，好歹心中不慌了——一年就半满，两三年后就要想着加修库房了。
既然政事堂与内库之间的交流更多一点，三司使在太后心中的重要性也就更低了几分，吕嘉问今日的质问，连一个泡都没冒就沉入了水底。
结束了崇政殿的议事，太后并没有留人说话。回到政事堂中，韩冈就与韩绛、张璪等人收到一份加急奏报。
这是一份来自雄州的密报。雄州知州探查到了辽国正旦使手中国书中的内容，以及另外负有使命，故而早一步派人将消息送到京师，好先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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