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斯克的雪在十月底就封住了所有出路。
镇公所的木牌被风掀得哗啦响，像有人用指甲刮棺材盖。伊万·斯米尔诺夫踩着没过脚踝的碎雪，把油漆桶抱在怀里，桶里晃动的白浆发出稀粥般的咕嘟声。他得在天黑前刷完废弃教堂的窗棂——库兹涅佐夫答应给半头猪的钱，可那得等“验收合格”。伊万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地就冻成一粒玻璃珠，滚进雪里不见了。
“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
他默念老爹死前留下的咒语，好像这么一念，风就会小，钱就会多，老婆奥尔加的舌头就会短两寸。可风还是掀开了他的耳罩，像剥下两片烂菜叶。
教堂立在镇子最东头，尖顶被乌鸦站成一条锯齿状的黑线。三十年前，这里的神父被押上卡车，从此上帝搬了家，只剩蝙蝠和流浪汉轮流做礼拜。伊万推开橡木门，门轴发出女人分娩般的尖叫，一股陈年的蜡油味扑面而来，像隔夜的剩菜汤。
彩窗上的圣徒早被扒光了金箔，剩下空洞的眼眶追着他。伊万踩上脚手架，刷子刚蘸白浆，就听见“咔”一声——不是木头断裂，是墙在说话。
祭坛后的砖墙裂了道缝，缝里露出暗门的轮廓，砖块胡乱堵着，灰浆像干掉的鼻涕。伊万伸手去抠，一块砖松了，后面是黑的，黑得连油灯都照不穿。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提醒自己，可手已经把第二块砖抽了出来。砖洞吐出一股凉气，喷在他脸上，像有人从棺材里吹灭蜡烛。
他数着台阶往下走，十三级，螺旋，像钻进一枚巨大的螺丝钉。地下室比外面冷，冷得能听见骨头在皮肤里打颤。四面墙挂满了铜镜，圆镜、方镜、椭圆镜，镜背铸着双头鹰，鹰爪抓地球，抓得锈迹斑斑。
最中央那面凸起，像鼓起的鱼眼。伊万把灯举高，镜面映出的却不是自己，而是一个穿旧式呢大衣的男人——左眼眶里嵌着一颗铜纽扣，扣子反着光，亮得刺眼。
伊万往后退，脚跟踢到什么东西。一具骷髅，呢大衣挂在骨头上，像晾在衣架上的破帆。骷髅的左眼窝空着，像被勺子挖走的布丁。
“人只要淡淡的……”
他喉咙发干，声音卡在牙缝。铜镜忽然泛起涟漪，镜里画面切换——自家厨房，奥尔加正往汤锅撒白色粉末，粉末落进红汤，漂成一张张微型人脸，人脸在汤里张嘴，像在无声尖叫。
伊万抡起油漆桶砸过去，桶在镜面弹开，发出教堂钟般的闷响。回声在地下室乱撞，像一群穿皮靴的鬼在跳踢踏舞。灯焰跳了两下灭了，黑暗压下来，重得像湿棉被。
他摸黑爬回地面，雪光刺眼。乌鸦同时振翅，天空出现一道歪斜的十字。回家路上，面包房的橱窗映出他的影子——穿呢大衣，别列宁像章，左眼铜纽扣。
他低头看自己：破棉袄、烂棉裤、左眼还在。可影子在笑，嘴角裂到耳根，露出三排牙……
刚进家门，伊万就听到奥尔加在厨房剁洋葱，刀起刀落，案板呻吟。
“钱呢？”她没回头，声音像钝刀锯冻肉。
伊万把油漆桶放在门口，桶里只剩一层干膜，像褪下的蛇皮。
“验收合格才给。”
“验收？那帮酒鬼的话比雪还轻。”
她转身，眼圈被洋葱熏得通红，像刚哭过，又像刚杀过人。伊万注意到她围裙口袋里露出一角铜镜——正是地下室那面椭圆小镜，镜背双头鹰的爪子抓着她乳房的轮廓。
“哪来的？”
“从旧货市场淘换来的，半瓶伏特加换的。”
奥尔加把镜子掏出来，对着它抿头发。镜面映出她的脸，却在眉心处裂开一道缝，缝里挤出另一个奥尔加——那个奥尔加嘴角下垂，眼窝深陷，像被生活嚼过的果核。
伊万伸手去夺，镜子却像抹了油，滑进她胸口，贴着皮肤，铜鹰爪在她乳沟处抓出四道红痕。
“别神神鬼鬼，”她冷笑，“明天库兹涅佐夫要是再不付钱，你就去锯木厂扛木头，听见没？”
锯木厂三个字像钉子钉进伊万的太阳穴。上周瓦西里在那里丢了食指，血喷在木屑上，像撒了一把红菜丝。
夜里，伊万梦见铜镜悬在床头，镜面朝下，像倒吊的月亮。镜里滴出铜水，落在他胸口，烫出一个个双头鹰烙印。他喊，却喊不出声，因为嘴里塞满了铜纽扣。
醒来时，奥尔加不在身边。厨房有响动，他摸过去，看见她背对他站在桌前，正把什么东西往汤锅里倒——不是盐，是钉子，一寸长的铁钉，钉子落进汤里发出“叮叮”的脆响，像小型钟琴。
“你干什么？”
奥尔加回头，嘴角沾着一点铜锈，像偷吃了金粉。
“补铁。”她声音轻快，“你最近脸色苍白。”
伊万看向汤锅，汤面漂着一层钉子的剪影，像极细的墓碑。
库兹涅佐夫的办公室在镇公所二楼，墙上挂着幅褪色的斯大林像，像框右下角被烟头烫出个黑洞，像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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