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深秋，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城被一层灰黄雾气裹住，仿佛上帝在清洗世界前，先用一块肮脏的抹布擦了擦窗。河水浑浊，流得极慢，像一条疲惫的老蛇，拖着满腹未消化的尸体，在芦苇丛中喘息。城中教堂早已改作粮仓，钟楼顶上那口铜钟被熔成了子弹，而圣像则被钉在木板上，做了集体农庄猪圈的门板。
就在这样一个日子，城里来了个怪人。
他自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格列勃金，穿着一件磨得发亮的旧呢子大衣，领口露出一圈褪色的红领巾——那是二十年前共青团员的遗物。他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本手抄的《福音书》、几枚生锈的圣像章，以及一把从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废墟里捡来的银匙。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只知他曾在顿河畔当过小学教师，因“传播迷信”被开除公职；又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印刷厂校对过《真理报》，却因擅自把“无神论是科学基石”改成“无神论是石头”，被送进劳改营三个月。
如今他自由了，却比囚徒更显憔悴。他的眼睛深陷，颧骨高耸，嘴唇干裂，但眼神却像冬夜里的炉火——微弱，却执拗地不肯熄灭。
他在萨拉托夫城郊租了一间小屋，房东是个寡妇，名叫柳芭·米哈伊洛夫娜。她丈夫死于1932年的大饥荒，三个孩子饿得只剩一个女儿，如今在纺织厂当女工。柳芭信东正教，但只敢在夜里点一支蜡烛，对着墙上一张模糊的圣母像低语。她见伊万举止文雅，说话轻声细语，便收留了他，每月收他五卢布，外加一袋土豆。
伊万安顿下来后，并不找工作，也不去登记户口。他每日清晨出门，傍晚归来，手里总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纸。邻居们起初好奇，后来便不再问——在这座城里，好奇心是会要命的。
直到那个雨夜。
那晚，雷声如铁锤砸锅，闪电劈开了乌云，照出萨拉托夫市政厅那座新刷成红色的尖顶。伊万浑身湿透地回到小屋，脸色惨白如纸。他没换衣服，直接坐在桌前，从皮包里取出一本黑皮笔记本，开始疯狂书写。墨水被雨水晕开，字迹如蚯蚓爬行，但他写得极快，仿佛有鬼在背后催促。
柳芭端来一碗热汤，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她听见伊万喃喃自语：“他们……全签了……连神父都签了……”
“谁签了什么？”她怯生生地问。
伊万抬起头，眼中竟有泪光：“良心税。他们要征‘良心税’。”
柳芭以为他在发烧说胡话。可第二天，全城都知道了。
事情始于市政厅新来的书记官——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克留科夫。此人四十出头，秃顶，戴金丝眼镜，嘴角永远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像一只刚偷吃完奶油的猫。他原是首都某机关的副处长，因卷入一场人事倾轧被“流放”至此，却毫不气馁，反而视萨拉托夫为试验田。
他上任第三天，便召集全市干部开会。会上，他没有谈粮食配额，也没提钢铁产量，而是抛出一个前所未闻的概念：
“同志们！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改造物质世界，更要改造精神世界。然而，当前社会仍存在大量‘道德寄生虫’——他们嘴上拥护苏维埃，心里却藏着旧世界的幽灵：同情心、羞耻感、内疚……这些情绪阻碍了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台下鸦雀无声。有人低头看鞋，有人假装咳嗽。
克留科夫踱步到窗边，手指敲着玻璃：“因此，我提议——征收‘良心税’。”
全场哗然。
“何谓良心税？”一位老教师颤声问。
“很简单。”克留科夫微笑，“每人每月须向市政厅提交一份‘道德申报表’，如实填写自己在过去三十天内是否产生过以下念头：对敌人表示怜悯、对上级产生怀疑、对集体利益有所保留、或曾私下怀念旧制度。若填写‘无’，则免税；若填写‘有’，则按情节轻重，缴纳相应数额的卢布，或服社区劳动。”
“这……这不合法律！”有人喊。
“法律？”克留科夫轻笑，“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良心成为剥削阶级的残余，它就该被征税——就像征酒税、烟税一样自然。”
会议结束时，无人反对。不是因为同意，而是因为恐惧。而恐惧，比同意更有效。
三天后，第一份《良心税申报表》印制完成，由邮递员挨家挨户投递。表格共十页，问题多达一百二十七条，包括：
- 您是否曾在听到国歌时走神？
- 您是否认为某些被捕者或许无辜？
- 您是否在梦中见过沙皇或神父？
- 您是否觉得“同志”一词已失去温度？
最可怕的是第128条（虽标为“选填”，实为必答）：
请列举三位您认为“良心负担过重”的邻居姓名，并简述理由。
伊万·格列勃金收到表格那天，整夜未眠。
他翻来覆去读那张纸，仿佛在读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他知道，这不是征税，这是逼人自污，逼人告密，逼人亲手撕碎最后一丝人性。更可怕的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不会反抗。因为他们是成年人了。他们懂得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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