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 年）春三月的洛阳城中，王世充统治下的阵营形势愈发严峻，人心浮动不安。他手下的将领以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们，或出于对自身前途命运的考量，或不堪忍受当下的种种困境，纷纷萌生出投降唐朝朝廷的想法。一时间，前往唐朝阵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使得王世充集团内部人心惶惶，局势愈发难以掌控。
根据《资治通鉴》《旧唐书》等正史记载，武德三年（620年）春王世充集团出现的降唐潮，实源于其暴政引发的统治危机。"世充法令严急，遣腹心将帅镇守州县，征发督趣，使者项背相望，吏民愁怨。"
此时降唐的主要是河南道地方官员，其中原为李密旧部的汴州刺史王要汉，于武德三年二月以汴州（今开封）降唐，此举切断了洛阳与江淮的漕运通道。司马光评："要汉据汴州，世充东南之道绝矣。"
阳城令王雄则率部献出嵩山南麓要塞阳城（今登封告成镇），使唐军得以控制轩辕关，建立进攻洛阳的桥头堡。亳州总管郭庆携豫东重镇亳州（今安徽亳州）归附，导致王世充失去淮北屏障，此事引发连锁反应，《旧唐书》称"亳、豫、陈、颍相继归附"。
襄邑县令王孝辩在尉氏县（今属开封）发动兵变，斩杀王世充任命的汴州刺史魏隐，与唐将黄君汉会师，此举震动河南道，《资治通鉴》载"河南州县应之者相继"。
从更深层次分析，首先是因为王世充核心势力集团施行"以宫城为狱"的恐怖统治，《旧唐书》称其"猜忌日甚，宿将多被夷戮"；再者，对比唐朝朝廷实施的怀柔政策，《册府元龟》记载唐廷颁布诏令"王世充所属官吏来降者，皆复其官爵"；其次，是王世充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崩溃导致民不聊生，万众离心，《通鉴》载洛阳城内"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死者相枕于道"。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最终酿成"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统治崩塌。
为震慑叛逃者，王世充未能反思改良自身统治策略，反而制定了更为严酷的法令，颁布的“连坐法”堪称隋唐之际最严酷的律令。若家族中有一人逃亡，全家无论老少一律处死；如果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互相告发则可以免罪。又规定邻里五家结为一保，若有一家全族逃亡，四邻若未察觉或未及时向官府报告，便四邻全部处死。
这种极端连坐制度导致洛阳城内出现骇人景象。史载司隶大夫独孤机之子独孤修德因私放逃民被举报，全家三十七口遭腰斩于天津桥；御史大夫郑颋的侄子郑虔象因未及时举报逃亡部曲，致使郑氏五服内亲族百余口被屠戮。连负责执法的司隶校尉独孤武都也因未能察觉治下逃亡事件，最终与家眷十七人同被绞杀。
结果，洛阳城陷入了恐怖的恶性循环，王世充割据势力杀的人越来越多，偷偷逃亡的人反而更加严重，"诛杀不可胜计，而亡者愈多"。仅正月到三月间，洛阳政权司隶台登记的处决案牍就积压七百余宗，平均每日有二十三个家庭被满门抄斩。这种暴政导致"自唐兵围洛阳，守备日严，民食日乏，炊骨爨骸，死者什七八"。
在城门管控方面，王世充颁布的《樵采令》："民出樵采，皆以官给木契，日不过百人"。负责东城门的左监门将军霍世举因私放樵采者被腰斩，其首级悬于建国门示众三日。三月十七日，因樵采限额已满，三百余名持械夺门的饥民被弓弩手射杀于长夏门内。
当时洛阳的经济已彻底崩溃，"洛阳城中食尽，绢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盐一升，服饰珍玩，贱如土芥"。司农卿独孤武都的账簿显示，太仓存粮仅剩三千斛，而每日需供应十万军民。在这种绝境下，连尚书省官员都要在退朝后"持囊拾槐叶充饥"，更惨不忍睹的是"民有窃食人肉者，世充令缚就市，饿民争啖之，顷刻而尽"。
这种末日景象直接导致"官吏缒城降唐者昼夜相继"，相继有司隶从事陆仲謩、兵部侍郎杜淹等十七名高级官员冒死出降。至五月城破前夕，洛阳城内"户不满三千，羸弱公卿皆肿足倚壁"，这座隋朝鼎盛时百万人口的东都，最终沦为白骨盈街的人间地狱。
王世充又把皇宫当作大监狱，凡是他猜忌的人，连同家属都囚禁在宫中。将洛阳宫城改造为巨型监狱的行为，实为隋末最残酷的人质囚禁制度。
就连将领们出征时，也要把他们的亲属扣押在宫中当人质。史载"每遣将出师，必质其家属宫中"，如左骁卫大将军杨公卿出征前，其母、妻及三子即被押入含嘉仓城；右武卫将军郭士衡率军驻防虎牢关时，全家十二口被囚于紫微宫西隔城。
其中包含尚书左丞郭士衡全家、御史大夫郑颋宗族、左辅大将军杨汪妻儿等高级官员家属。然而，"禁系者犹万余人，日给米仅二升"。因洛阳粮食断绝，紫薇宫内被关押的犯人常年不少于一万人，每天饿死的就有几十人。武德三年，被囚禁官员家属饿死者达974人，其中包含左武侯大将军独孤武都之妻、民部尚书韦津幼子等显贵。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