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儒家所提倡的则是王道，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天下，要求上位者实行仁政，臣子们则提高个人修养以向圣人看齐。儒家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学说十分有利于统治阶级稳定民心，也非常利于中央集权。这也是儒学为后世统治者推崇自己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特有的价值体制确实非有适合统治者长治久安。
但儒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倡导的是人治和德治，而不是法治。它只是告诉你从道德层面上你应该做什么，但没有告诉你不这么做，会怎么惩罚你。久而久之，必然滋养出一大批的特权阶级，蛀空整个国家。而法家强调重法的精神，贵族平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畏惧法律，这样放而能平缓平民对统治阶级的仇视。而且儒家崇尚复古，墨守成规，逆来顺受，久而久之也会腐蚀掉秦人血液中尚武的精神。
所以公孙弘想采用的治国之术，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精华。秦国以法家之术立国已逾一百六十多年，法制精神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秦人的骨子里去了，让他们懂法畏法，这也为公孙弘的变法提供而来强大的基石。
法家务实，所追究的是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见到回报的治国理念，而儒家好虚名，多从精神层面上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久而久之形成一套完成的道德理念体制。两种学说看似中途，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能将两家的精髓很好的融合起来，便成了这次变法能否成功的重中之重了。
公孙弘的提议激起了韩信浓厚的兴趣，其实他并不擅长政治治国，更多的时候他是将文治撒手交给别人去治理，他得以专心武事。这不是韩信没有政治头脑的表现，相反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秦国有别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体制，它崇尚军功，以武立国，政治从来都是为了军队服务的，只有掌握了军队，才能掌握住秦国。没有手握兵权，即使如商鞅、吕不韦那样权倾朝野，一旦被君王所忌，完全可以毫不费力的派军队将你擒拿。
所以韩信很少过问政务，他很聪明的将有限的精力用在了军队上，这也让他在秦国的地位固若金汤，无人可以撼动。
但公孙弘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了变法的急迫性了，在秦国几乎崩溃的那段时间里，当初秦国赖以存的法家治国理念也饱受质疑。再加上后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门人纷纷涌入秦国朝堂，原本旧的体制更是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很多秦律上严格的法令在朝堂上却几乎等同于空文，这也让韩信意识到重申律法的重要性。
说到底秦国骨子里必须坚持法制理念，这样才能保持着秦人的血性，才能让后事能不忘兵甲，而不至于“国虽大，忘战必危”。而在表面上也要融合儒家的人文精神，重视礼乐纲常，让每个人都能在帝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农夫需要耕作和服兵役，士人则终身奋斗“修身、齐家、治天下”世族们有属于世族们的地位和遵从，君主则永远高高在上。
这便是公孙弘所倡导的儒皮法骨，内法外儒，到是让韩信对他刮目相看。
他当仅仅是听从孟坚的推荐，才将这个显赫“百官之首”的丞相位子给了公孙弘。公孙弘上任后也一直中规中矩，并无什么过错，也同样没有什么大的举动，似乎他在唯一意义就是韩信和老秦人世族之间的平衡点。正是因为公孙弘的不作为，才让百官中流传着对他的嘲笑，称呼他这个秦国史上最弱势的丞相为“泥塑的丞相”。
韩信虽然面子上维持着对他的尊敬，心中其实也对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注意，公孙弘存在的意义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替他维持朝堂稳定。
直到今日，韩信才体会到孟坚当初推荐他的深意。公孙弘确实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他精通数门学术，专研了法家、儒家、道家之说，这才提出了洋洋洒洒足足一卷竹简的变法草拟，呈送韩信过目。
韩信细细的看着，越看心中越是佩服。这些条陈虽是草拟所成，很多地方细节尚未丰润，但从字里间都可以看出公孙弘的用心之至。公孙弘的变法只要是针对秦国法制上的诸多弊端，已经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恶果，比如废黜几十种酷刑，将很多致人残疾的肉刑废除，允许民间私藏诸子百家的学说。
将调军的自主权下放到各个郡，大大加强了边缘之地守将的自主权。同时为了限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便将军队的后勤补给从郡尉的职权中分离出来，交由主管民政的郡守负责。
秦国之前实行的兵制一直是义务兵制度，也就是只要战事爆发，国家征召那所有的青壮都得入伍上战场。这种兵制虽然能动员起最大的力量迎敌，却也不适合保持整体将士的素质，因为士兵更多的时间是耕作，而非操练杀敌，在始皇帝晚期，像北方军团那样的戍边军团，其实已经采用了类似后世雇佣军模式，就是让军人职业化，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从军，这样能积累丰富的战斗经验，也能通过一批批的服兵役藏兵于民，一旦战事爆发，随时可以征召从军多年的老卒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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