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重庆、在昆明、在每一个尚未沦陷的角落，人们奔走相告，鞭炮声响彻云霄。
七年的血泪，七年的苦难，似乎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然而，对于生活在长江中游某座县城的贫民老周来说，那短暂的欢欣，就像旱天里落下的一滴雨，还没来得及尝出滋味，就被烈日蒸发了。
日本人投降后的第一年。
老周蹲在城隍庙破败的屋檐下，怀里搂着八岁的孙子狗蛋。
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脑袋显得格外大，眼睛闭着，嘴唇干裂发白，呼吸微弱得像一根随时会断掉的蛛丝。
孩子的爹娘，饿死了。
说是饿死，其实是吃了观音土，活活胀死的。
老周亲手把他们埋在了城外乱葬岗，连个记号都没敢留。
“爷爷，我饿。”
狗蛋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老周浑浊的眼珠动了动，从怀里摸出半块硬得像石头的糠饼子，塞进孩子嘴里。
那是他三天来唯一找到的吃食，从一个同样饿得发疯的野狗嘴里抢下来的。
这日子，怎么比日本人还在的时候，还难熬呢？
老周想不明白。他只知道，去年，就是抗战胜利前的那一年，日子反倒有过一段盼头。
那时候，城里来了些穿着灰布制服的人，说是叫什么“华联”的，跟以前那些收税抓丁的官差不一样。
他们在城外搭起粥棚，粥稠得能插住筷子，他们还发粮食，一袋袋黄澄澄的玉米、白花花的大米，堆得像小山一样。
老周记得，那天他排了整整一天的队，领到了八十斤大米。
他扛在肩上，觉得那是他这辈子扛过的最沉、最踏实的东西。
他听人说，那是海外建立了属于自己华人的国家，他们漂洋过海来的，专门给受苦的老百姓救命用的。
那些“华联”的人说，这叫“同胞情谊”，叫“人道主义”。
当时据说，他们一共援助了几千万吨粮食，省吃俭用的话，那可是足够整个国家吃饱好几年的粮食。
可那粮食，终究没能全进老百姓的嘴里。
老周也听说了，那些粮食在码头上卸货的时候，就被一些穿着中山装、坐着小汽车的大人物们分走了一大半。
码头的搬运工私下里骂，说那些人的仓库都装满了，还在往里面拉。
可骂归骂，终究还有一小半，零零星星地发了下来。就靠着这一小半，老周一家多熬了一年。
可现在，连这点念想都没了。
老周听说，仗又打起来了。这回不是打日本人，是国府和北边的工农党打。
城里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说工农党是“赤匪”，要“戡乱救国”。
可老周不懂那些，他只懂，城里的粮店关了门，米价一天翻几个跟头。
更狠的是，他听隔壁读过几年私塾的王先生说，上头的官府，为了省粮食，把好多地方都划成了“匪区”。
什么叫“匪区”？王先生叹着气解释，就是说，官府说这些地方被工农党占了，所以华联的救济粮，一粒都不能往这儿送。
可老周他们这地方，工农党的影子都没见过一个。
城墙上插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下乡收租子的还是地主的狗腿子，抓壮丁的保长还是那个肥头大耳的刘麻子。
他们这些平头百姓，就这么被硬生生地“划”给了工农党。
救济粮没了影，可该交的粮、该纳的税、该给的租子，一分一毫都不能少。
地主的管家昨天还来过，说今年的租子一粒也不能欠，否则就拿狗蛋去抵债。
老周不懂政治，他只知道，这老天爷，是不让人活了。
而在数百里外的金陵，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里，气氛却与城隍庙下的饥寒截然不同。温暖的壁炉里炭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光映照着一群衣着光鲜的年轻人。
他们或坐或立，手中端着高脚玻璃杯，里面琥珀色的洋酒在灯光下摇曳生光。
空气里弥漫着雪茄和高级香水混合的气味，与外面的饥寒仿佛是两个世界。
人群的中心，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面孔白净，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倨傲和精明。
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正是孔院长与宋大姐的长子，孔令侃。
此刻，他正微微扬起下巴，享受着周围一圈人的恭维。
“孔大少爷果然不愧是生意人！高，实在是高！”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凑上来，满脸堆笑，竖起大拇指。
“特别是让人假扮土共的游击队，去袭击咱们自己的运粮队这一手，简直是绝了！”
“您是没看见，华联那些假洋鬼子脸都绿了，话都说不出来！哈哈哈！”
他这一番话，引得周围众人一阵哄笑，纷纷附和。
“就是！他们总不能让咱们把粮食运到土共的地盘去吧？”
“这下好了，粮食断了，土共那边就得乱，看他们还拿什么跟咱们争！”
“大少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弟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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