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先哲们就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的生命周期和生物演化展现出浓厚兴趣，并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
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对世界本质和自然现象的探索热情高涨。亚里士多德堪称这一时期的科学巨匠，他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撰写了多部生物学着作，如《动物志》《论动物的繁殖》等。在《动物志》中，他详细记录了五百多种动物的形态、习性、繁殖方式等，对动物的分类方法也有开创性研究，他依据动物的生殖方式、生活环境以及身体结构特征等，将动物分为有血动物和无血动物，这一分类体系虽不够完善，但为后世生物学分类奠定了基础，体现了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生命周期初步的系统性认知。在《论动物的繁殖》里，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动物胚胎的发育过程，尽管受到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他的一些观点存在偏差，但他敢于探索生命起源和发展奥秘的精神，极大地启发了后人对生物演化的思考。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也蕴含着对自然秩序和生命现象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其理念和本质，自然界的生物也不例外。这种思想虽带有形而上的色彩，但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去思考生物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推动了当时对生物演化和生命现象的哲学探索。
到了古罗马时代，实用主义科学蓬勃发展。在农业方面，瓦罗的《论农业》详细介绍了农作物的种植、家畜的饲养以及果园和葡萄园的管理方法。书中对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适宜生长环境有着精准的描述，例如针对小麦，书中阐述了其播种、灌溉、收割的最佳时机，以及不同土壤条件下的种植要点，这对当时罗马的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反映出古罗马人对植物生命周期的深入了解以及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
在医学领域，盖伦的贡献不可忽视。他通过解剖动物来研究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虽不能直接对人体进行解剖，但他对动物解剖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体解剖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对动物器官的功能、血液循环等方面的研究，间接反映了对生物生理特征和生命活动规律的探索，为医学领域对生物演化和生命周期的认知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建筑领域，古罗马的建筑成就举世瞩目，其建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也与对植物的认知息息相关。古罗马人在建筑中大量使用木材和石材，他们深知不同种类木材的特性与树木的生长周期紧密相连。例如，橡木因其坚硬耐用，常被用于建造重要建筑的支撑结构，而生长年限较短的软木则多用于一些临时性建筑或内部装饰。这种对植物材质和生长特性的合理运用，不仅体现了古罗马人在建筑技艺上的高超水平，也反映出他们对植物生命周期在建筑领域应用的深刻理解。
在艺术创作方面，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与绘画作品中，常常出现各种动植物形象。古希腊的雕塑多以人体和神话中的动物为原型，如着名的《掷铁饼者》，展现了人体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而神话中的狮身人面像、飞马等形象，则融合了不同动物的特征，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动物形态和力量的崇拜以及对生命形态变化的想象。古罗马的壁画和镶嵌画中，丰富的植物图案不仅用于装饰，还寓意着繁荣与生机，体现了对植物美学价值和象征意义的重视。这些艺术作品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大自然万物的观察和热爱，以及对生物生命周期和生物演化在文化艺术层面的表达。
随后，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宗教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这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生命周期和生物演化的认知与探索。
在思想层面，基督教教义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依据。《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被广泛认为解释了万物的起源，世间万物皆由上帝创造且遵循上帝设定的秩序运行。这种观念虽然限制了人们从科学角度对生物演化的思考，但也促使人们从宗教哲学角度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神学家们通过对教义的阐释，探讨生命的神圣性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只不过这种思考被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在农业领域，尽管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但人们依旧在实践中深化着对植物生命周期的认识。修道院成为农业生产和知识传承的重要场所，修道士们精心记录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并依据教会的历法和节气安排农事。例如，他们会在特定的宗教节日前后进行播种和收割，这种做法既结合了传统的农业经验，也融入了宗教仪式的元素。同时，对不同植物品种的选育和改良也在悄然进行，人们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选择更适合生长的农作物品种，这反映出对植物与环境关系以及植物生长特性的持续探索。
医学发展受到宗教的严重束缚，人体解剖被视为禁忌，这极大阻碍了对生物生理结构和生命活动规律的深入研究。然而，草药学却在修道院和民间得以发展。修道士们在修道院内种植药用植物，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编写了许多草药志。这些草药志详细记载了各种草药的生长环境、采集时间以及治疗病症等信息，体现了对植物生命周期与药用功效关系的认识。虽然当时对药物作用原理的理解还十分有限，但这种实践为后来医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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