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接效果来看，甘之战消除了内部最大的反对势力，使得那些原本对启统治心存疑虑的部落不敢再轻易反抗。启通过这场战争向天下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决心，确立了在各部落中的绝对权威。
从长远影响而言，甘之战的胜利为世袭制的稳固奠定了基础。它让各部落认识到，启的统治已不可撼动，世袭制将成为新的政治秩序。这一胜利也为夏朝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得启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和制度完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历史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的转变。
3．政治制度的初创
启在位期间，为了巩固夏朝的统治，着手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制度，涵盖国家机构、官职设置与法律制定等方面，这些制度成为夏朝统治秩序构建的基石，并对后世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国家机构方面，夏朝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统治架构。启设立了中央政权机构，以处理国家的重大事务。这一机构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枢纽，负责决策、管理和协调各方事务，确保国家的有序运转。通过中央政权机构，启能够有效地掌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实现对全国的统一领导。
官职设置上，夏朝出现了不同职能的官职分工。有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员，他们协助君主处理日常政务，传达政令，确保国家政策能够顺利推行；有掌管军事事务的将领，负责军队的训练、指挥和国防安全，保障国家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还有负责祭祀和文化事务的官员，主持各种宗教仪式，传承和发展文化知识，维护社会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这些官职的设立，标志着国家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不同官员各司其职，共同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
法律制定是启政治制度初创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这些法律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刑事、民事等领域。在刑事法律方面，对于犯罪行为制定了明确的惩处标准，以威慑犯罪分子，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民事法律方面，对财产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行为准则。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使得社会秩序有了明确的规范，人们的行为受到约束，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这些政治制度的初创，对夏朝统治秩序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家机构和官职设置的完善，使得权力得以合理分配和有效行使，提高了国家的管理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夏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法律的制定则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障，使得人们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减少了社会冲突和混乱，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对后世王朝而言，启建立的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后世王朝在国家机构设置、官职分工和法律制定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继承和发展了夏朝的制度。例如，后世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法律体系的构建，都能从夏朝的政治制度中找到根源。夏朝政治制度的初创，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先河，为后世王朝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基础。
三、夏启的军事成就
1．对外征伐与势力扩张
启在位期间，并不满足于夏朝现有的版图，积极展开对外征伐活动，致力于扩大夏朝的势力范围。他将目光投向周边各族，东夷、西夷、南蛮等地都成为他军事行动的目标。
对东夷的征伐是启对外扩张的重要举措。东夷部落位于夏朝东部，有着较为发达的文化和一定的军事实力。启深知东夷地区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若能将其纳入统治，将极大增强夏朝的国力。于是，他精心筹备，组织起强大的军队向东夷进发。在征伐过程中，夏朝军队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与东夷部落展开激烈战斗。经过多次交锋，启成功征服了部分东夷部落，将夏朝的势力向东扩展。这不仅获取了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木材等，为夏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还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东夷先进的手工艺技术和农业生产经验传入夏朝，推动了夏朝相关领域的发展；同时，夏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也对东夷产生影响，加速了东夷地区的文明进程。
在西方，启也对西夷部落发起征伐。西夷部落分布广泛，各部落之间实力参差不齐。启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先与部分友好部落结盟，孤立那些反抗激烈的部落。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夏朝军队深入西夷地区，逐渐确立了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地位。对西夷的征服，使得夏朝控制了重要的交通要道，加强了与西方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大量的西域特产传入夏朝，丰富了夏朝的物资种类，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增多，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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