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吕不韦注重发展农业和商业，兴修水利，促进贸易，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他的经济政策为秦国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吕不韦继续指挥秦军进行对外战争，不断扩大秦国的领土。他的军事战略和指挥才能使得秦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为秦国统一六国的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嬴政，虽然贵为秦王，但由于年龄和经验的限制，在政治上还无法与吕不韦相抗衡。他身处宫廷之中，周围环绕着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嬴政深知自己的处境，他在吕不韦的阴影下默默成长，暗中观察着秦国的政治局势，等待着亲政的那一天。
吕不韦在嬴政年幼时的权力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他的决策和行动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嬴政逐渐长大，他与吕不韦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场权力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
2．关系的变化与矛盾
随着嬴政逐渐长大并开始亲政，他与吕不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着变化，矛盾也日益凸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的差异和权力的争夺上。
在思想观念方面，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体现了杂家思想，主张兼收并蓄，融合儒、法、道等多家之长，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他希望以此为秦国的统一和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也期望嬴政能遵循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然而，嬴政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崇尚严刑峻法和中央集权，追求绝对的君主权威。他认为只有通过强硬的手段才能迅速实现统一六国的大业，并有效地统治庞大的帝国。这种思想观念的差异，使得嬴政对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并不认同，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
权力争夺是嬴政与吕不韦矛盾激化的关键因素。嬴政年幼时，吕不韦凭借“仲父”的身份和相邦的职位，独揽秦国大权，在朝廷中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他的门客众多，遍布秦国的各个领域，这对嬴政亲政后想要掌握绝对权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嬴政亲政后，迫切希望摆脱吕不韦的控制，收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具体事件和表现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吕氏春秋》编成后，吕不韦将其悬挂于咸阳城门，宣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这一行为表面上是对书籍质量的自信，实则是在向秦国上下展示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嬴政对此自然感到不满，他认为吕不韦此举是在挑战自己的君主地位。
嫪毐之乱也是他们矛盾激化的重要事件。嫪毐是吕不韦为摆脱太后赵姬纠缠而引荐给她的，后来嫪毐势力逐渐壮大，甚至妄图发动叛乱，夺取嬴政的王位。虽然嫪毐之乱最终被嬴政平定，但吕不韦与嫪毐的关系密切，这使得嬴政对吕不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嬴政意识到吕不韦在秦国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嬴政开始采取行动削弱吕不韦的权力。他先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让他回到河南封地。这一举措标志着嬴政与吕不韦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权力的天平开始向嬴政倾斜。此后，两人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所难免，而吕不韦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3．秦始皇对吕不韦的处置
随着嬴政与吕不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秦始皇最终对吕不韦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处置措施。
首先是罢相归国。公元前237年，嬴政以吕不韦与嫪毐之乱有牵连为由，免去了他的相邦职务，命其回到河南洛阳的封地。这一举措是嬴政削弱吕不韦权力的重要一步。吕不韦在秦国为相多年，势力庞大，其权力的存在对嬴政的君主集权构成了直接威胁。嬴政亲政后，迫切需要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罢相归国可以有效地限制吕不韦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使他远离政治中心。
然而，吕不韦回到封地后，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他凭借多年积累的威望和人脉，依然与各国诸侯和秦国旧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国诸侯纷纷派遣使者前往洛阳拜访吕不韦，这引起了嬴政的极大警觉。嬴政担心吕不韦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合各方势力，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于是，嬴政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公元前235年，嬴政下令吕不韦全家迁往蜀郡。蜀郡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将吕不韦流放到那里，意味着彻底剥夺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嬴政在给吕不韦的信中写道：“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这封信表达了嬴政对吕不韦的不满和警告，也表明了他要彻底铲除吕不韦势力的决心。
秦始皇做出这些决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于权力的考虑。吕不韦在秦国的势力过于庞大，对嬴政的君主集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嬴政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削弱吕不韦的权力，消除潜在的政治隐患。另一方面是思想观念的差异。吕不韦主张的杂家思想与嬴政推崇的法家思想存在很大的分歧。嬴政希望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而吕不韦的思想可能会对他的统治理念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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