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
汉成帝刘骜统治时期，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在当时，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疯狂地掠夺土地。王氏家族作为外戚势力，权势滔天，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其田宅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土地兼并的典型代表。同时，一些地方豪强也不甘落后，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土地兼并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刘骜在位时，外戚专权，朝政腐败，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对土地兼并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参与其中。经济上，西汉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一些富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将资金投入到土地购买中，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程度。此外，当时的土地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土地兼并提供了便利条件。
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沦为地主的佃农，承受着高额的地租剥削。许多农民无法承受沉重的负担，被迫离开家乡，成为流民。流民问题日益严重，他们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流民的增多不仅导致了社会劳动力的流失，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他们为了生存，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如抢劫、盗窃等，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刘骜统治时期的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成为了西汉社会的一大隐患，加速了西汉王朝的衰落。
2．农民起义与社会动荡
汉成帝刘骜统治时期，土地兼并严重，流民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和铁官徒起义，其中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广汉郑躬、尉氏樊并等率众起义影响较大。
鸿嘉三年（前18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发动起义。他们夺取兵器，杀死官吏，自称将军，在颍川一带四处流动作战，势力迅速蔓延至九个郡。这次起义反映了铁官徒们对繁重劳役和恶劣生活条件的不满，也显示出西汉朝廷对地方控制的削弱。
永始三年（前14年），广汉郡爆发了郑躬起义。郑躬本是一名囚犯，他与六十多名囚犯联合起来，攻打官府，释放囚犯，抢夺兵器。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上万人，他们在广汉、蜀郡等地活动，给当地官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同年，尉氏人樊并也发动了起义。樊并率领十三人杀死陈留太守，自称将军。虽然这次起义规模相对较小，很快就被镇压，但它发生在西汉的统治中心附近，对朝廷的震动极大。
这些起义对西汉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首先，起义直接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使得原本就不稳定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其次，起义军的活动削弱了西汉朝廷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收入，朝廷不得不调集大量军队进行镇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后，这些起义也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对西汉王朝统治的不满和质疑，进一步动摇了西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汉成帝刘骜统治下的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已经摇摇欲坠。
六、刘骜的政治改革与“绥和改制”
1．改革背景与目的
汉成帝刘骜进行宰相制度改革，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明确的目的。当时西汉朝廷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权力分配严重失衡。
自刘骜登基以来，外戚王氏家族势力急剧膨胀。王凤等王氏成员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一门十侯，朝廷重要官职大多被王氏家族成员占据。他们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得朝廷内部政治腐败，官员们只知迎合王氏家族，而不顾国家利益。皇权受到了外戚势力的严重威胁，刘骜虽为皇帝，但在很多决策上都受到王氏家族的掣肘。
同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益激烈。朝臣们为了争夺权力，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倾轧。这种混乱的权力格局导致朝廷行政效率低下，政策难以有效推行，国家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骜进行宰相制度改革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方面，他希望通过改革宰相制度，分散权力，削弱外戚王氏家族的势力，加强皇权统治。另一方面，他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合理、高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提高朝廷的行政效率，解决政治腐败和权力斗争问题，以挽救日益衰落的西汉王朝。
2．改制内容与实施
绥和元年（前8年），汉成帝刘骜正式推行“绥和改制”，核心内容是更置三公。此次改制将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的传统三公制，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新三公制。
改制中，将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负责监察和水利工程等事务；将丞相改为大司徒，同样金印紫绶，掌管民政事务；而原有的大司马一职保留，但给予金印紫绶，增设官属，与大司徒、大司空同列三公，共同行使宰相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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