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18日清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沐浴在季风雨季的湿热薄雾中。
晨光透过低垂的云层，洒在湿漉漉的跑道上，反射出微弱的银光。空气中弥漫着泥土、青草和航空燃油的混合气味，棕榈树的宽大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滴落晶莹的露珠。
机场塔台上，印度国旗与俄罗斯三色旗迎风飘扬，旗帜边缘因潮湿而略显沉重。
跑道尽头，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专机——一架涂着白色与蓝色条纹的伊尔-62M——在引擎的低鸣中缓缓滑行，最终停稳在指定位置，机身在晨雾中宛如一头沉睡的巨兽。
地勤人员训练有素，动作迅捷而精准。两辆黄色地勤车拖着铝合金舷梯，稳稳停靠在机舱门前，轮胎在湿滑的地面上留下浅浅的痕迹。
一条猩红色地毯从舷梯底部铺展开来，厚实的地毯边缘绣着金色花纹，一直延伸到航站楼的贵宾入口，足有两百米长。
地毯两侧摆放着整齐的热带花卉，朱槿与鸡蛋花的红黄花瓣在雾气中格外鲜艳，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印度新政府的工作人员身着笔挺的白色制服，胸前别着国徽徽章，手持对讲机，低声协调安保与礼宾细节。
远处，媒体记者被铁栏杆和武装警察隔在警戒线外，数十架相机与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停机坪，闪光灯在雾气中闪烁，试图捕捉这一历史性访问的每一个细节。
机场周围的安保严密得如同铁桶。狙击手隐蔽在塔台与航站楼的制高点，狙击镜的十字准星扫过每一个可疑角落。
新印度人民军的装甲车停在机场外围，迷彩涂装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天空隐约传来直升机的旋翼声，两架“雌鹿”直升机在低空盘旋，确保没有任何未经授权的飞行物接近。
机舱门在液压装置的轻响中缓缓打开，总统叶利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这位俄罗斯总统身着深灰色阿玛尼西装，衬衫领口微微敞开，露出几缕花白的胸毛。
他的脸色因长途飞行而略显疲惫，眼袋下垂，但眼中仍带着外交场合惯有的自信与从容。
他抬起右手，准备向迎接的人群挥手，嘴角挤出一抹标志性的笑容，露出几颗牙齿。
然而，当他的目光扫过舷梯下方的景象时，笑容瞬间凝固，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整个人僵在舱门口，右手的动作悬在半空，像是被冻结的雕塑。
红地毯两侧，数百名身着薄款夏季常服的士兵列成两道整齐的方阵，站姿笔直如标枪，双手紧贴裤缝，纹丝不动。
这些士兵身材高大，平均身高超过一米八五，肤色白皙，斯拉夫人的高鼻梁与深邃眼窝清晰可辨。
他们头戴宽大的苏军式大檐帽，帽檐压得很低，阴影遮住半张脸，只露出冷峻的眼神。军服虽是夏季款，却熨烫得一丝不苟，肩章上闪着铜质徽章的光泽，胸前别着战斗勋章，金属在晨光中反射出刺眼的光点。
更为刺眼的是方阵后方的旗帜——数十面红底金色镰刀锤子的苏军军旗，高高飘扬，旗杆顶端的金色矛头在雾气中闪着寒光。
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遮蔽了半个天空，鲜红的底色如血般刺眼，金色的镰刀锤子图案在叶利钦眼中宛如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他的胸口。
他的喉咙干涩得像吞了砂砾，双腿不自觉地一软，险些失态。
他下意识地扶住舷梯的冰冷扶手，脑海中闪过一个荒诞的念头：转身逃回飞机，立即飞回莫斯科。
但理智如铁链般将他拉回现实。作为俄罗斯总统，他无法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失态。
他的目光扫过地毯尽头，那里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身着深绿色苏军式制服，肩章上镶着金色将星，胸前挂满勋章，正是维拉迪摩将军。
维拉迪摩的脸上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叶利钦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强迫自己挤出一抹笑容，硬着头皮迈下舷梯，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维拉迪摩将军快步迎上，步伐沉稳如山，皮靴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宽阔的肩膀撑满制服。
他伸出右手，声音洪亮而带着一丝戏谑：“欢迎您，总统阁下！”
叶利钦勉强回应，伸出自己的右手，两人的手掌用力握在一起。维拉迪摩的手掌宽大而粗糙，布满老茧，握力之大让叶利钦感到骨头都在吱吱作响，仿佛对方恨不得将他的手捏碎。
叶利钦的嘴角再次抽搐，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强忍着剧痛，脸上却不敢流露分毫，只能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就在两人握手的瞬间，站在方阵中央的库可夫上校猛地抽出腰间的哥萨克弯刀，刀刃在晨光中划出一道刺眼的寒光，宛如流星划过。
他高举弯刀，声如洪钟：“军乐队，准备！”
话音未落，方阵中间的军乐队迅速动作，三十名乐手举起乐器——铜号、长笛、单簧管、大鼓与定音鼓，整齐划一。
库可夫刀锋一挥，军乐队开始奏响《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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