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29日，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镇的公拉玛哨口笼罩在一片湿漉漉的寂静中。
松花江水缓缓流淌，江面泛着铅灰色的光。一个赶早集的农民踩着露水走向大桥，盘算着今天能卖掉多少自家种的蔬菜。
走到桥中央时，他无意间往下一瞥——桥墩旁的浅滩上，三个鼓鼓囊囊的塑料编织袋半浸在水中，随着江水的流动微微摇晃。
农民停下了脚步。
“谁家东西落这儿了？”他心里嘀咕着。那个年代，塑料编织袋还算稀罕物，一个能卖两毛钱。
他左右看了看，清晨的江边空无一人，只有远处传来几声早起的鸟鸣。
犹豫片刻，他顺着桥头的土坡滑了下去。江边的泥土湿滑，他险些摔了一跤。
站稳后，他走到那三个袋子跟前。袋子是常见的白色塑料编织袋，上面印着模糊的红色字体，已经被水浸得难以辨认。
袋子口用麻绳扎得严严实实，但靠近时，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怪味——不是鱼腥，也不是烂泥，而是一种他说不上来的、让人心里发毛的气味。
他蹲下身，解开第一个袋子的绳结。麻绳系的是死扣，他用指甲抠了好一会儿才弄开。
袋口松开的瞬间，他下意识地往里面看了一眼——
时间仿佛凝固了。
几秒钟后，一声变了调的惨叫划破了江面的宁静。
农民连滚带爬地往后跌去，一屁股坐在冰冷的江水里。
他的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缓过气来后，他才像突然醒过来似的，手脚并用地往岸上爬，一边爬一边干呕。
袋子里装的，是一堆被分割的人体部位。
苍白的皮肤、暗红色的断面、扭曲的关节——这一切在晨光中显得如此不真实，却又如此触目惊心。
一、桥下的尸块
上午八点半，乌拉街派出所所长李佰和指导员关守先几乎同时赶到了现场。两人都是老公安，但看到那三个编织袋里的内容时，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马上封锁现场！”李佰的声音有些发紧，“通知县局，不——直接报市局！这是大案！”
关守先已经蹲在江边，用手帕捂住口鼻，仔细查看那些袋子。
三个袋子分别装着上肢、下肢和躯干，切割处参差不齐，像是用不够锋利的工具反复砍剁所致。
尸块被水浸泡得有些发白，但依然能看出死者的肌肉结实，手掌粗大，应该是个干体力活的男人。
“没有头。”关守先站起身，脸色凝重，“也没有臀部。这不是第一现场，是抛尸。”
李佰点点头，掏出笔记本飞快记录着：“抛尸时间应该不久，袋子还没被冲走。凶手对这里很熟悉，知道这个桥墩下面平时没人来。”
两人正说着，远处传来了警笛声。永吉县公安局刑警队长李连森带着一队人赶到了。
212吉普车在土路上扬起一片尘土，车门打开，侦查员、技术员、法医鱼贯而出。
李连森四十出头，个子不高，但走路带风。他看了一眼江边的场景，眉头就皱了起来。
“邵处长也正在赶来的路上。”他对李佰说，“市局很重视。”
果然，不到二十分钟，吉林市公安局四处处长邵世学的车也到了。
市、县两级刑侦人员汇合后，现场顿时热闹起来。技术员王建和法医贾万发戴上手套，开始对尸块进行初步勘验。
贾万发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法医，他蹲在江边的石头上，小心地将尸块一块块取出，在塑料布上拼凑。随着工作的进行，一具残缺的人体轮廓逐渐清晰。
“男性，三十五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四到一米七六之间。”贾万发的声音平静而专业，“从皮肤状态和手掌的老茧看，应该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农民或者工人的可能性大。死亡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了。”
他指着切割面：“工具可能是斧头或者厚重的刀，凶手力气不小，但工具不够快，有些骨头是被硬生生砍断的。”
李连森蹲在一旁，仔细听着。等贾万发说完，他问：“能看出凶手有没有解剖学知识吗？”
贾万发摇头：“没有。切割都很随意，就是为了把尸体弄成小块方便搬运。这是个外行。”
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中午。侦查员们以大桥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搜索，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尸块或者线索。然而除了那三个袋子，江边再没有其他发现。
“凶手抛尸不会只抛一次。”李连森在临时组成的专案组会议上说，“其他部分一定也在附近。以乌拉街为中心，扩大搜索范围！”
二、东山坡上的发现
两天后的10月1日，国庆节。乌拉街镇学古村东山大岭的南坡上，一个放羊的牧童正在赶着羊群吃草。
羊儿们散开在坡上，啃食着最后的青草。牧童无聊地甩着鞭子，眼睛四处乱看。
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坡下的灌木丛里。那里躺着两个同样鼓鼓囊囊的塑料编织袋，和他前天在村里听大人们议论的那种袋子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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