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城头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如同刺破阴霾的曙光，为整个龙国北方的抗日战场注入了澎湃的活力。消息传开，沦陷区的抵抗力量士气大振，而日占区内的伪军汉奸则人心惶惶。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如此重镇失守，日本大本营的反应却显得异常“平静”，除了象征性地命令各地守军加强城镇防御外，并未抽调重兵进行大规模反扑。
原因无他，此刻日本帝国贪婪的目光，正死死地聚焦在英属印度那片似乎唾手可得的“肥肉”上！东南亚和印度方向的“辉煌胜利”占据了所有头条。日军在印度东北部势如破竹，装备低劣、士气涣散的英印殖民军望风而降，大片富饶的土地落入日军之手。东京的报纸上充斥着“皇军武运长久”、“印度洋指日可待”的狂热宣传。只是，前线士兵私下抱怨的“印度美食”引发的肠胃问题，成了这场“辉煌”背后一个难以启齿的小小注脚。相较之下，遥远的晋省太原失守，似乎暂时被江户的战略家们选择性“忽略”了。
晋北，某处隐秘山谷，第十七集团军劳改营。
这里没有硝烟，却弥漫着另一种沉重——开山凿石的叮当声、号子声、以及柴油引擎的轰鸣，构成了主旋律。巨大的工程正在这里展开，一条贯穿晋省、连接更广阔龙国腹地的战略铁路线，如同一条钢铁巨龙，在无数人力与机械的共同作用下，艰难而坚定地向远方延伸。
劳改营分为不同的“号子”。其中，“汉奸号”关押着在太原战役中俘虏的大量伪军。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曾经为虎作伥的家伙，在严格的劳动纪律和“劳动换取生存”的政策下，反而渐渐安分下来。伙食虽不丰盛，但能吃饱；劳动虽辛苦，但比起战场上朝不保夕，似乎也并非不能忍受。甚至有些人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相对轻松的工作或略好的待遇，竟生出几分“过得比以前还好”的错觉。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日子号”。这里关押着太原战役中俘虏的日军士兵，以及像上杉忠信这样主动投诚或被俘的军官。他们的生活，远没有“汉奸号”那么“平静”。
上杉忠信穿着和其他战俘一样的粗布劳改服，只是臂膀上却别着一个显眼的红色袖标，上面用中日双语写着“号长”。这是经过林云龙、赵刚以及黔州保密局特派员程安平等人的审理后，程安平有意给予他的职位。
那场审判很是有趣。当赵刚翻看关于上杉忠信的调查卷宗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日军军官截然不同的细节：此人驻防期间，行事作风完全和他们见到过，或者听说过的小日子完全不一样，具体表现有在城内饭馆吃饭，居然每次都规规矩矩付钱！甚至还有记录显示，他制止过手下士兵强抢小贩水果的行为等等，这种在哪怕一旁作为他们敌人的林云龙等人都觉得很是怪异的事，让程安平微微点了点头。
“嘿！这鬼子有点意思啊！”林云龙啧啧称奇，在审判时直接说了出来。
当赵刚问他为何如此做的时候……
上杉忠信当时站得笔直，脸上带着一种近乎倨傲的坦然：“鄙人乃华族子弟，自幼受庭训，岂能行此盗匪之举？饮食付酬，天经地义。至于强抢民女、劫掠财物，更是下贱武士所为，非我族类之道。”他顿了顿，补充道，“闲暇时，我更喜研习书法，以静心养性。”
他的回答让陪审的赵刚和程安平也颇感意外。调查也证实，上杉忠信手上确实没有直接的血债，他的联队在太原期间主要负责城防和后勤，暴行相对较少。最终，基于他在太原战役关键时刻的投诚行为（提供了关键情报并参与行动，大幅减少了平民和己方伤亡），以及其相对“文明”的背景，三人一致决定给予他“号长”的职责，负责协助管理“小日子号”的日常秩序和劳动组织。
起初，上杉忠信凭借华族的威望和相对公正的态度，确实维持了一段表面的秩序。劳改营的伙食虽然比不上日军部队，但也保证基本的量能维持高强度劳动——糙米饭管饱，偶尔有点咸菜或菜汤，比“汉奸号”略差，但也绝非虐待。黔州军的管理理念很明确：战俘是劳动力，不是用来折磨的牲口，效率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然而，好景不长。日军军队内部根深蒂固、如同毒瘤般的“霸凌”文化，很快就在这封闭压抑的劳改营中死灰复燃。
一些曾经的中下层军官和军曹，开始故态复萌。他们将战败的屈辱、劳动的辛苦、以及对未来的绝望，变本加厉地倾泻到更弱小的士兵身上。克扣本就微薄的饭食、强迫代为完成繁重的劳动份额、在狭小的通铺上抢占最好的位置、甚至进行毫无理由的殴打和言语羞辱……种种恶行，层出不穷。
上杉忠信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就因为华族身份和海外（英国）留学背景，基本避开了最残酷的“前辈教育”（霸凌），所以说，他在小日子的军中，特别是霸凌最严重的陆军军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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