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来得更凶些。巳时的日头已经晒得青石板发烫，苏记粮仓外的老槐树下，几个脚夫正脱了短褂扇风，粗瓷碗里的凉茶喝得咕咚响。苏文良站在粮仓高高的石阶上，手里捏着根新做的标尺，黄梨木的柄还带着清漆味，标尺上的刻度用朱砂描过，在阳光下红得扎眼。
“东家，这标尺做得是精细，可老规矩……”账房周先生揣着手，花白的胡子沾着汗珠，“咱们粮仓用了三十年的老木尺，仓户们都认熟了，贸然换新的，怕是要生是非。”
苏文良没回头，目光越过晾晒场里摊开的谷堆，落在远处运河码头的方向。那里正有几艘漕船靠岸，黑黢黢的船帮上爬满了青苔。他今年刚过三十，接手苏家的粮行才五年，可鬓角已经有了些白霜——去年江北水灾，今年江南大旱，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得让人心里发慌。
“周先生，您去把东西仓的管事都叫来。”苏文良把新标尺往石台上一放，梨木柄撞出沉闷的响声，“顺便让伙计们抬两筐新收的糙米来，就从东仓那堆里舀。”
周先生迟疑着应了声，转身时听见身后传来脚夫们的议论。一个敞着怀的汉子正跟同伴嘀咕：“听说了吗？昨儿西头的张记粮仓，给李家粮行兑粮时，用的木尺比平时短了半寸，差点打起来。”另一个接话：“这年月，手里有粮的就是大爷，尺子短点长点，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苏文良装作没听见，伸手摸了摸石台上的新标尺。这尺子是他托城里最好的木匠做的，比老木尺长出一寸，刻度也分得更细，每一分都用铜丝嵌了边，打磨得光滑透亮。他还记得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文良，咱苏家开粮行，不求赚多少，只求夜里睡得安稳。这标尺啊，量的是粮食，更是人心。”
可人心这东西，在饥荒年里最是难量。上个月他开仓放粮，原想按平价卖给周边百姓，谁知头天夜里就有地痞来捣乱，说他的秤不准，硬是砸了两副粮斗。后来才知道，是城里的几家粮行联合起来排挤他，嫌他卖得太便宜，断了人家的财路。
“东家，人都到齐了。”周先生的声音把他从愣神中拉回来。苏文良抬头，看见东西仓的四个管事都站在台阶下，一个个脸上带着倦意——为了看守新收的粮食，他们已经在仓里守了三夜。
“都瞧见这标尺了？”苏文良拿起新尺子，在手里掂了掂，“从今日起，咱苏家粮仓不管是收粮、兑粮，都用这新尺。谁要是敢动歪心思，把尺子改短一分，或是在量粮时做手脚，可别怪我苏文良不讲情面。”
东仓的王管事皱起眉头：“东家，不是小的多嘴，这新尺比老尺长，收粮时咱们要多付银钱，兑出去时又少赚不少，这……”
“王管事，”苏文良打断他，声音不高却带着股硬气，“你当我不知道这里的门道？收粮时把尺子做短点，能多收几升；兑粮时再短点，又能多赚几合。可你们想过没有，那些送粮来的农户，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指望这点粮食换钱买种子、交赋税；那些来兑粮的百姓，谁家不是勒紧了裤腰带？咱们多占那几升粮食，可能就是人家全家几天的口粮。”
他说着，从石台上拿起老木尺，指着上面磨损的刻度：“这老尺子用了三十年，刻度早就磨平了，去年修过三次，每次都比原来短一点。不是我不信你们，是这尺子本身就不准了。”
西仓的刘管事搓着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东家，可城里的同行都用短尺，咱们用长尺，怕是……怕是撑不了多久。您看张记、王记，他们的尺子一年比一年短，生意不也照样红火？”
“他们红火他们的，咱苏家有咱苏家的规矩。”苏文良把新标尺递给周先生，“周先生，您把这尺子拿去，让木匠再做十根，东西仓各放三根，账房留四根，谁用尺子都得登记，收工时交回账房。”
正说着，一个伙计匆匆跑过来，手里举着张纸条：“东家，漕帮的赵把头派人送消息来，说他们从江北运的那批糙米，被河防营扣在码头了，说是要查验。”
苏文良心里一沉。那批糙米是他半个月前订的，原指望能赶在秋收前补充粮仓，应付城里的粮荒。他快步走下台阶，刚要吩咐周先生去码头看看，就见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中年人带着两个随从走了过来，正是城里最大的粮商，王记粮行的老板王敬之。
“文良老弟，听说你新做了标尺？”王敬之脸上堆着笑，眼睛却在苏文良手里的新尺子上打转，“我刚从码头过来，听说你的糙米被河防营扣了？也是，这年头，没点门路，做生意难啊。”
苏文良知道他是来示威的，淡淡一笑：“王老板费心了，一点小事，我自己能处理。”
“小事？”王敬之哼了一声，声音抬高了些，“河防营的李管带可是我的把兄弟，他说你那批米有问题，怕是过不了关。不过嘛，要是文良老弟肯松松口，咱们几家粮行统一一下标尺，我倒是可以帮你说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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