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领头的女生，也听得两眼有些放光。很快她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态，开口说道:“我们都是华夏人，当然希望华夏能更好。”
我面带微笑，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她，眼神中透露出对她观点的深深赞赏。紧接着，我稍稍提高音量，让自己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我坚信，每一个心怀良知的华夏儿女，都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热切期盼着华夏能够日益繁荣昌盛，如此一来，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能昂首阔步，自信满满地去面对任何人！”
你们所看到的所谓的问题，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对待小偷、罪犯的态度吗？还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呢？我认为，大多数外国媒体所谈论的人权问题，往往都集中在国人对小偷的态度上。
国人对小偷小摸的人深恶痛绝，一旦抓到，都会骂几句。这种做法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对于盗窃犯，我们的社会就形成了一种群起攻之的传统，让他们无处可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风俗习惯，体现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外国媒体为什么不去关注广大群众的人权，反而对罪犯的人权如此关心呢？他们的真实用心，实在是昭然若揭。
更可笑的是，难道在他们所谓人权至上的国家里，抓小偷是这样抓的吗？他们是走到小偷面前，毕恭毕敬地鞠一躬，然后温柔地说：“小偷先生，请您跟我去警局一趟吧。”这样的话，恐怕不是去抓小偷的，而是准备把小偷笑死吧！
我的话音刚落，全教室又爆发了哄堂大笑，不少人还使劲鼓掌。
我接着说道:“那么国外的警察抓罪犯的时候，难道都不用暴力的吗？都是象请客吃饭那样？难道美国的FBI抓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这么明显的针对性，你们难道真的不明白其中的猫腻吗？”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后，接着说道：“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所谓的问题，然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让人匪夷所思。他们似乎只对少数人的人权感兴趣，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不是特定人群的人权。可他们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视而不见，毫不关心。这些人民群众们是否能吃得饱、穿得暖？是否能够自由地过着他们习惯的、传统的生活呢？这些才是真正的人权。”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是相当有发言权的。毕竟，我从小就在藏区生活了长达七年之久，我的小学时光以及初中的前两年都是在藏区度过的。关于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去阅读一下我所撰写的第一部小说《王小五与朗嗄》，这部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汉族与藏族之间从最初的相互陌生、漠视，到后来的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历程。而这个故事的素材，正是来源于我亲身经历的生活。
此外，大家还可以查阅一下一九八零年春节期间的巴省林业报，从那时起，每年的新年之际，汉族和藏族同胞们都会共同举办盛大的联欢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藏两族之间相处得是多么的和谐融洽。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不妨亲自前往巴省的芦花县走一走、看一看，去倾听一下当地藏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这样，你们就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到汉藏两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依据一些片面之词就轻易地对某件事情下结论。这种做法不仅是不客观的，更是极不负责任的。”
我的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沉思中。领头那个男的想拉走那位女生，被她一甩手给拒绝了。气得他咬牙切齿的瞪了我几眼，转身带着几个人挤出了人群，灰溜溜的走了。
那位女生，眼神灼灼的看着我，说道:“徐仕林，再讲讲。内地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实在太少了。所听到的都是如何不透明？，如果生活困难。给我们说说真实的情况吧。”
看来这是个真正关心华夏，且能够理性思考问题的人。我们有大量这样的海外同胞，侨胞，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推动内地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是可敬的人。
我想了想，又说道:“我在我们巴省可以说在藏区和乡村小县城都待了不短的时间。根据我对普通职工、乡村农民以及藏族牧民的了解，他们对你们说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根本不关心。他们现在对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无限的向往和动力。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它虽然不起眼，但却有着一段令人骄傲的发展历程。
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进取精神。那时，村民们积极探索发展之路，不断地想出各种创新性的方法来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村子很快就摆脱了吃不饱饭的困境，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不仅如此，村民们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市场需求，积极开发各种手工业品。这些手工艺品不仅为社员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还让村子的经济逐渐多元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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