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雨虹近年涉及的多项违法活动，尤其是经济犯罪，都被罗欣然的律师男友邓耀先掌握得清清楚楚。
邓耀先也因此锒铛入狱。
实际上，吕州市的问题根源并不在于祁同伟掌握了黄雨虹多少犯罪证据。
关键在于高育良的态度。
无论是黄雨虹，还是吕州市的这些政商人士，他们的发迹几乎都离不开高育良在吕州市执政期间的帮助。
调查这些人，无异于揭开高育良的问题。
祁同伟之所以一直按兵不动，就是在等待高育良的反应。
如果高育良选择沉默，祁同伟只能将注意力转向“九三零”案件，力求证据确凿，以便顺利逮捕嫌疑人。
毕竟，一旦行动，若证据不足，来自汉东高层的压力将如影随形。
即便证据充足，祁同伟也无法将黄雨虹等人一网打尽，只能挑选一两个典型案例以示警戒。
然而，局势发生了变化。
高育良愿意直面自身的历史问题，这让祁同伟不必再顾虑来自汉东高层的压力。
他可以放手一搏，对有问题的政商人士该抓就抓，该审就审。
在没有高层干预的情况下，再加上吕州市司法书记张友成的积极协助，像黄雨虹这样的商人，以及武强这样的官员级别的人物，祁同伟甚至不用亲自出面。
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一夜之间全部落网。
而那些心中藏污纳垢之人，如今已无处可逃。
这本是一群因利益纠葛而聚合的团体，在如今的局面下，所谓的情义与忠诚早已化为乌有。
一旦启动调查程序，只需公开某些关键线索，再揭开他们复杂交织的利益网络，便会有不少人急切地选择坦白认罪。
比如，吕州市海平地区的监察院主任冼友文，核查他的问题并非难事，仅他家中存放的一柜子奢侈品包袋，便足以令其难以自辩。
那些包袋每只都价值数十万，身为监察院主任，他的收入来源究竟为何？
到这一刻，你是否还要庇护某人？最好的选择是在他人未行动前先行坦白以求宽大处理。
即便吕州市监察院副检察长武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即便他一贯强硬的态度，即便他选择沉默，也已无法改变大局。
有了冼友文的供词，加上从邓耀先处获取的账目，这些都清楚记录了他协助黄雨虹行贿地方官员的行为，那么武强是否开口，对于最终的结果已经毫无影响。
紧接着，当武强等人被带去接受调查的次日，吕州市司法书记张友成立即召集全市监察系统的紧急会议，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监察院巡回监察组办公室将全天候开放，祁同伟就在那里等候，鼓励有问题的官员主动前往坦白，以免问题暴露后再陷入被动境地。
此话一出，犹如投入湖中的石子，迅速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吕州市各级官员彻夜难眠。
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甚至联系到汉东方面，却如同石沉大海；也有人出于旧情，想了解昔日上司的近况，却发现电话无人接听。
一些胆小的官员在第二天便主动前往监察院自首，而那些自认为人脉稳固、可以安然无恙的官员，则依旧抱有侥幸心理。
然而，当决定性的一刻到来时——
在汉东地区的重要会议上，高育良在讨论完常规议题后，忽然提到吕州市的情况：“立春书记，同志们，刚才我接到我的学生祁同伟的来电，他正在吕州市开展司法整改工作，已拘捕了一批涉事人员，其中包括吕州市的首富黄雨虹。
作为多年来吕州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受益者，我相信后续将揭露更多关于该市的问题。
我希望能占用一些时间，与立春书记以及各位同志共同分析这些问题。”
对面的刘震东首先做出回应，他是秦书记离任后继任的新官，对自己目前的位置有着清晰的认知。
一方面，他年事已高，能够顺利退休并享受更高的待遇已感到满足；另一方面，即使内心有所谋划，也无济于事，毕竟立春书记素以权力集中着称。
李达康在担任秘书期间，无论是协助县长还是书记，始终力求尽善尽美。
而赵立春，作为李达康的导师，其才能显然远超普通秘书。
地区行政专员刘震东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在碰头会上，他通常只是静静地点头，很少开口，因为会上并没有需要他立即介入的地方。
他像高育良一样，习惯于倾听赵立春书记的指示，深刻理解后再在常委会议上逐字传达，并最终严格遵照执行。
自赵立春主政汉东以来，这种模式已延续多年。
不过今天的情况有些特别。
刘震东意外察觉到，高育良提到的吕州事务并未事先在碰头会上讨论过。
显然，这是高育良个人提出的议题，未经商讨便直接摆上了常委会议桌。
虽然此事并未触及组织人事或整体布局，作为汉东司法书记的高育良有权对吕州的司法事务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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