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室里的烟蒂已经堆成了小山，我捏着打火机的手指泛白，火苗第三次舔到烟卷时，终于还是泄了气。挡风玻璃外是贵州连绵的雨，灰绿色的山像泡发的海带，把天空压得低低的，连挖掘机的铁臂都像是生了锈，耷拉在泥地里。
手机在裤兜里震动，我以为是老板的消息，摸出来却看到是老婆发来的：“娃的学费该交了，老师催了三次。”
屏幕的光映着我满是油污的脸，我深吸一口气，烟味混着柴油味呛得喉咙发紧。这已经是第三个月了，老板总说“等工程验收”“等甲方打款”，可工地上的钢筋早就锈成了红毛丹，他开的那辆黑色帕萨特却换了新轮胎。
我推开车门，雨水瞬间打透了工装。工地入口的铁皮房里亮着灯，老板正和几个工头搓麻将，洗牌声隔着雨幕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一脚踹开铁皮门，麻将撒了一地，老板抬头时脸上还带着笑，看到是我，那笑就僵成了一块疤。
“张老板，工资。”我的声音比山风还硬。
“老三，你这是干啥？”他弯腰捡着麻将，“说了等几天，急什么？”
“我娃等着交学费，我老婆等着买药。”我往前逼近一步，他身后的工头都站了起来，“你帕萨特的油加满一次够我娃交半年学费，你让我等几天？”
老板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抓起桌上的啤酒瓶往地上砸：“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一台挖掘机而已，没了你我不能再找？”
啤酒沫混着玻璃碴溅在我鞋上，我盯着他肥硕的下巴，突然觉得没意思。三个月的血汗，在他眼里不如一场麻将。我转身就走，雨水顺着安全帽的帽檐往下淌，像是谁在哭。
坐进驾驶室时，我摸了摸操作杆，这台小松200跟了我五年，斗齿磨秃了三次，履带板换过两套，比我老婆还知冷知热。我发动引擎，轰鸣声撕破雨幕，老板在后面骂骂咧咧，我没回头，挂挡，转向，履带碾过工地的界碑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往没雨的地方走。
挖掘机像一头笨拙的铁兽，在雨夜的山路上挪动。贵州的路绕得像肠子，我凭着记忆往高速路口开，却在一个急转弯处迷了路。车灯劈开雨帘，前面是条岔路，一条通往灯火隐约的县城，另一条钻进黑漆漆的山坳。我鬼使神差地打了转向，履带轧过碎石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像是在敲一面破鼓。
雨下到后半夜才停，天边泛出鱼肚白时，我把挖掘机停在了一处山垭口。推开车门，露水打湿了裤脚，空气里有松针和泥土的腥气。远处的山尖裹着白雾，像戴了白头巾的老人，静静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蹲在履带边啃干粮，硬面馒头硌得牙床生疼。这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看见个背着背篓的老汉，手里拄着竹杖，盯着挖掘机直咂嘴：“后生，你这铁家伙能爬上来？”
“路不好走。”我递给他一个馒头，他接过去掰了一半，另一半塞回我手里。
“前面的路更难走。”老汉指着山下，“昨儿个暴雨，把通村的路冲了个坑，娃娃们上学要绕三里地。”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果然有段路面陷下去一块，露出下面的碎石，像豁开的牙床。老汉叹了口气，背篓里的草药晃了晃：“村医说我这腿得换药，可车子进不来，只能自己走。”
我看着挖掘机的铁斗，突然有了个念头。发动引擎时，老汉吓得往后退了两步，我笑着朝他招手：“老人家，我帮你们填填。”
履带碾过草坡，铁斗插进路边的山土，一斗一斗往坑里填。老汉在旁边指挥，说哪里该垫碎石，哪里该压平实。太阳出来时，那坑已经被填平了，我又用铁斗把路面刮得平平整整，连车轮印都对齐了。
几个背着书包的娃娃路过，看到挖掘机都瞪大了眼睛。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怯生生地问：“叔叔，你是来修路的吗？”
我摸了摸她的头，满是老茧的手心蹭到她的羊角辫：“是啊，以后上学好走些。”
老汉非要拉我去家里吃饭，土灶上炖着腊肉，油星子溅在锅底，发出滋滋的响。他端出包谷酒，我喝了两碗，脸上发烫。离开时，小姑娘追出来，塞给我一把野草莓，红得像玛瑙，沾着她手心的汗。
我没有再往县城走，而是顺着山路慢慢开。挖掘机走得慢，一天也就能挪几十里，遇到坑洼就停下来填，看到被落石堵了的路，就用铁臂清开。山民们会给我送水送吃的，有时是几个烤红薯，有时是一碗酸汤鱼，他们叫不出我的名字，只喊我“挖机师傅”。
有天在山坳里遇到个养蜂人，他的蜂箱被山洪冲得东倒西歪，蜂蜜混着泥水淌了一地。我帮他把蜂箱挪到高处，又用碎石垒了道矮墙。他非要给我装一瓶蜂蜜，琥珀色的液体里浮着细小的气泡，我放在驾驶室里，一路都能闻到甜香。
路过一个村寨时，寨老拦着我的挖掘机，说后山的水渠堵了，稻田都快干裂了。我跟着他往山上走，水渠里积满了枯枝败叶，我用铁斗一点点掏，水流出来时，黄澄澄的，带着泥沙的腥味，浇在稻田里，禾苗都像是直起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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