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持续到下午，当提到儿童个人信息采集时，对方的律师终于露出了破绽。“我们只收集必要的用户数据。”他说这话时，眼神瞟向了桌角的水杯。
李静立刻拿出准备好的证据——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获取的数据包显示，“童伴”不仅采集了孩子的人脸、声纹、地理位置，甚至包括每次点击的力度和间隔时长，美其名曰“优化交互体验”。更可怕的是，这些数据被匿名打包卖给了早教机构，用于精准推送课程广告。
“《个人信息保护法》里明确规定，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取得监护人同意，且限于必要范围。”李静的手指重重敲在条款上，“你们收集的眼球追踪数据，已经能推断出孩子是否有阅读障碍，这难道也算‘必要范围’？”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会议室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副总突然摔了笔：“行，你们要条款是吧？我倒要看看，条条框框能挡住科技进步吗？”
这句话让李静想起了刚进委员会时，老主任说的话：“伦理不是科技的绊脚石，是指南针。”
三、特别条款的诞生
制定《儿童科技伦理特别条款》的过程，比想象中更艰难。
第一次草案讨论会就吵翻了天。有人觉得“禁止推送成瘾性内容”太模糊，不好界定；有人担心“限制信息采集范围”会影响AI的学习效果；企业代表更是联名反对“伦理安全测试”，认为会增加研发成本。
“什么是成瘾性内容？对六岁孩子来说，不断重复的奖励机制就是成瘾。”李静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对着一堆儿童心理学论文熬了三个通宵。她提出的“三维评估模型”最终被采纳：从情感绑定强度、行为干预方式、信息获取深度三个维度打分，超过阈值的产品不得上市。
关于信息采集，争议最大。技术派坚持“数据越多，AI越智能”，而教育专家则警告，过度采集可能导致“标签化成长”——一个被AI判定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可能会被推送更简单的内容，反而限制了潜力发展。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只允许采集与产品功能直接相关的数据，且必须采用“白名单制”，监护人可以随时查看并删除所有记录。
最关键的“伦理安全测试”，则借鉴了药物临床试验的模式。不仅要有专家评审，还要招募不同年龄段、不同认知水平的孩子进行实测，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李静特意加入了一条：测试过程必须有发展心理学家在场，一旦出现焦虑、抵触等情绪，立即终止。
定稿那天，李静去了趟儿童医院。在康复科看到个正在用改良版“童伴”平板做训练的自闭症孩子，蜂鸟的形象被换成了静态的卡通画，没有了倒计时和威胁性语言，只是安静地陪伴着。孩子的母亲说：“现在他不哭闹了，偶尔还会指着屏幕笑。”
她突然明白，技术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是否守住了对生命的敬畏。
四、屏幕后的微光
《儿童科技伦理特别条款》正式实施那天，张野递交了辞职信。他拒绝了公司的挽留，用多年的积蓄创办了一家专注于儿童科技伦理审查的工作室。
第一个客户是家做绘本APP的小公司，创始人是位单亲妈妈。他们的AI能根据孩子的朗读语调调整故事情节，却在测试阶段发现有孩子为了听到悲伤的结局故意装哭。“我们想改，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她递过来的原型里，主角是只不会说话的小熊，只会用动作表达情绪。
“这就对了。”张野调出特别条款里的“情感安全距离”条款，“不要让虚拟角色产生类似人类的依赖感，给孩子留一点想象空间，而不是操控空间。”
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帮企业把伦理要求转化成可执行的技术方案。比如把“禁止过度采集信息”变成具体的代码逻辑，把“伦理安全测试”设计成标准化流程。最难的不是技术实现，而是改变企业的思维模式——从“怎么让孩子离不开”，变成“怎么让孩子健康地使用”。
偶尔，他会点开那个全球科技伦理数据库，看看其他国家的案例：挪威要求儿童科技产品必须有“家长模式”，能一键隐藏所有虚拟货币系统；日本规定AI不得对孩子说“你真笨”之类的否定性语言；芬兰则更彻底，禁止任何儿童产品使用游戏化奖励机制。
“爸爸，你看我画的蜂鸟。”女儿举着画跑过来，纸上的小鸟站在树枝上，旁边有太阳、云朵，还有个小小的人影在挥手告别。“老师说，它有自己的家，我们可以偶尔去看它。”
张野眼眶一热，想起特别条款里的最后一条：科技产品应当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而非形成情感依附。
五、新的开始
林小满的平板被换成了老式的点读机，没有会撒娇的蜂鸟，只有单调的女声在朗读课文。起初她很不适应，哭着要找自己的老朋友，直到妈妈带她去了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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