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秋的工作室越来越热闹，常有老街坊来借本书，或是闲聊几句。她在巷口种了一排忘归草，春天开花时，红色的花串垂下来，像给巷子系了条围巾。
这天，一个戴草帽的老人敲门进来，手里抱着个褪色的木箱。“林姑娘，这是老伴留下的，说是几十年前从山坳里捡的，扔了可惜，你看看能不能当个念想。”
木箱锁着，钥匙孔里塞着半片红绳结。林秋认出那绳结的样式，和望归旅馆的钥匙链一模一样。她轻轻撬开锁，里面铺着泛黄的棉布，放着几件旧物：一个掉漆的搪瓷缸，印着“劳动最光荣”；一本磨破的笔记本；还有一沓用红绳捆着的信。
信是1985年到1987年的，收信人是“望归旅馆 阿秀”，寄信人地址是“青溪镇供销社”，署名是“明”。
林秋拆开第一封信，字迹工整，带着点羞涩：“阿秀，今日进山送货，见你在旅馆门口晒被子，阳光落在你发上，像撒了把金粉。”
原来，望归旅馆的女主人叫阿秀，而这个寄信的“明”，是经常来送货的供销社员工。信里写着柴米油盐，写着山里的花开了，写着镇上的新鲜事，字里行间藏着小心翼翼的喜欢。
最后一封信是1987年7月14日的，只有一句话：“旅馆着火了，我在山下等你，等一辈子。”
没有回信。
笔记本里夹着张黑白照片。穿碎花围裙的阿秀站在旅馆门口，旁边站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男人，手里提着个布包，正是信里的“明”。两人的肩膀挨得很近，脸上带着拘谨的笑。
笔记本里是阿秀的日记，断断续续的，大多是关于旅馆的日常，直到1987年7月13日——
“明说要带我们离开这里，带念念去镇上看病。可他爹不肯，说念念要留在这里，才能‘归位’。”
“夜里听见他爹在磨斧头，地窖里的缸又空了。”
“明来了，他说消防车在路上了，让我带着念念从后山走。可念念的脚被铁链锁着……”
后面的字迹被泪水晕开，再也看不清。
林秋突然想起溶洞里的石偶，想起那个穿碎花围裙的女人——原来阿秀不是自愿留下的，她是被丈夫的执念困住的受害者。而那个叫“明”的男人，在旅馆烧毁后，真的等了一辈子。
送木箱来的老人，正是当年的“明”。他站在巷口的忘归草前，背驼得像座桥：“她总说喜欢红色的花，我找了一辈子，才知道这花叫忘归。”
林秋把信和日记递给他：“阿秀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写，‘明是好人，别等了’。”
老人接过东西，手颤巍巍的，泪水落在红绳捆着的信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等了四十年，总算能给她个回信了。”
老人把木箱留在了工作室，说要让阿秀的东西，晒晒太阳。林秋把搪瓷缸摆在窗台上，里面插着几支忘归草，红色的花瓣映着“劳动最光荣”的字样，竟有种奇异的温暖。
陈念归放暑假时回来了，长高了不少，脖子上的长命锁擦得锃亮。他蹲在忘归草前，听林秋讲阿秀和明的故事，突然说：“老师，我想给阿秀奶奶写封信。”
他趴在桌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阿秀奶奶，明爷爷一直在等你，他说你喜欢的花开了，很漂亮。”
林秋看着他，突然想起溶洞里那个举着长命锁的小男孩。或许，有些等待会被遗忘，但总会有人记得，替他们把故事讲下去。
老人后来又来了一次，带来一小袋花种。“这是我在山坳里采的，比巷口的开得更艳。”他指着陈念归，“这孩子的眼睛，像极了阿秀。”
他们一起把花种撒在巷口，老人说：“等花开了，就叫‘望归’吧，别叫‘忘归’了。有些念想，记着挺好。”
林秋的工作室多了个新规矩：来借书记得带个故事。有人讲年轻时的荒唐事，有人讲老伴的唠叨，有人讲孩子的调皮，林秋都记在本子上，配上忘归草的插画。
那本记满故事的本子，放在最显眼的书架上，成了老街坊们最喜欢翻的书。
有天夜里下暴雨，林秋听见敲门声，以为是哪个邻居忘带钥匙。开门时，却看见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男人，手里提着布包，笑着问：“姑娘，能借个屋檐躲躲雨吗？”
他的眉眼，像极了照片里的“明”。
林秋往屋里让了让，看见他身后跟着个穿碎花围裙的女人，怀里抱着个熟睡的小男孩，左脚露在外面，有颗小小的红痣。
女人的围裙上沾着雨珠，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听说这里的花，开得比山坳里还好看？”
巷口的忘归草在雨里摇晃，红色的花瓣上挂着水珠，像无数双亮闪闪的眼睛。林秋转身倒了两杯热茶，水汽氤氲里，仿佛看见无数身影坐在灯下，有的在翻书，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给花浇水。
望归旅馆的灯，或许早就灭了。但人间的望归，永远亮着。
因为总有人记得，总有人等待，总有人把那些未说完的故事，种进春天的花里，让它们在时光里，慢慢长成温暖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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