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空调像是得了老年痴呆，总在凌晨三点准时停摆。
老旧的压缩机发出最后一声嘶哑的嗡鸣后彻底沉寂，闷热的空气便趁机从门缝窗隙里涌进来，裹着墙角堆放的陈年档案散出的霉味，在房间里弥漫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我盯着摊在桌面上的东洛县规划图，指尖无意识地划过那条蜿蜒的生态保护区红线。
红色的油墨在指腹上留下淡淡的印记，像一道擦不去的警示。
月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图上投下长短不一的光斑，把整个县域的轮廓浸成青灰色。
眯起眼睛打量着这片熟悉的土地，突然想起老家形容边角料的说法——像块被啃剩的羊蝎子，肉少骨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可东洛这块地不一样，所有人都知道它地下藏着能让人红了眼的油水，那些隐在山林间的资源、待开发的地块，早已成了某些人眼里肥美的猎物。
桌上东洛县产的绿茶已经是第三次凉透了。
玻璃杯壁凝着细密的水珠，顺着杯底蜿蜒而下，在规划图上洇出浅痕，恰好漫过北区那块标着“待开发”的空白地带。
我拿起茶杯抿了一口，苦涩的味道顺着舌尖爬进喉咙，像吞了口隔夜的中药，连带着心口都泛起一阵沉闷的酸胀。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带着晨露湿气的风裹着一股陌生的香水味涌进来——是某种白兰花的味道，清冽里藏着点不易察觉的甜腻，在满室的霉味里显得格外突兀。
“李县，北区的审批材料。”
林婧站在办公桌前，手里的文件夹边缘已经泛了白，显然被反复翻阅过。
她今天穿了件月白色的衬衫，领口系得一丝不苟，只有第二颗纽扣松了线头，垂在那里轻轻晃动，像只没系紧鞋带的鞋，随时可能脱落。
我下意识地瞥向她胸前的工牌，照片里的姑娘笑出两个浅浅的梨涡，眼神清亮，可现实里她的嘴角却抿成一条直线，像是用尺子量过的，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严肃。
三年前她从省规划院调来东洛县的时候，机关大院里传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她是得罪了省院的领导被发配下来的，也有人说她手里攥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躲到东洛这小地方避风头。
我见过她处理图纸的样子，指尖翻动文件时快得像在弹钢琴，钢笔在图上标注坐标的力度总是很大，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格外清晰，总让我想起年轻时在乡镇办公室，那些被笔尖戳穿的稿纸——那是真正用心做事的人才会有的力度。
她把文件夹按在规划图上，指甲盖沿着“生态保护区”的红线缓缓划了一道弧线，红墨水在她指尖留下淡淡的印子。
“县委王书记的秘书刚来过电话，”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紧迫，每个字都像落在紧绷的弦上，“市里催得紧，说这周五必须要有结果，不能再拖了。”
我翻开文件夹，审批表上的“生态评估意见”栏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潦草的“阅”字，是张副县长的笔迹，带着他惯有的敷衍。
我拿起钢笔，在“审批意见”那栏一笔一划写下“暂缓”两个字，笔尖用力过猛，把纸页戳穿了个小洞。
“告诉王书记的秘书，”我把钢笔重重按在桌面上，笔帽磕在桌角发出轻响，“生态评估报告没通过，这个项目就不能批。规矩不能破。”
林婧没说话，伸手去拿文件夹时，指尖突然蹭过我的手背。
她的指尖很凉，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可那点冰凉的温度却顺着血管往上爬，烫得我心里一缩。
我猛地抽回手，钢笔在桌面上滚了半圈，撞到茶杯发出叮的脆响。
窗外突然炸开一阵蝉鸣，密密麻麻的，像是谁打翻了装铁珠子的匣子——原来天已经亮透了，只是办公室里还浸在沉闷的阴影里。
林婧弯腰捡钢笔的时候，衬衫后领被扯得有些松，露出半截白皙的脖颈，细汗顺着发丝往下滑，在颈间积成小小的水珠。
她把钢笔递给我，指尖的薄茧擦过我的指腹，那触感很陌生，不像握惯了绘图笔的手，倒像干过农活的姑娘，带着点粗糙的韧劲。
“那我先去回话了。”
她转身时，衬衫上那颗松脱的纽扣晃了晃，真像一只想飞又飞不动的蝶。
下午的县委常委会开得像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王书记坐在主位上，手指不停地摩挲着紫砂茶杯的盖子，杯盖与杯身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
会议室里的空调开得太足，冷气顺着裤管往上钻，我裹紧了身上的薄外套，还是觉得后颈冒着凉气。
“李副，你分管国土五年了，”王书记用茶杯盖敲着桌面，瓷碰瓷的脆响在会议室里回荡，“该知道东洛多需要这个文旅项目。GDP上不去，我们谁都不好交代。”
他从抽屉里拿出份标着“机密”的文件推过来，封皮烫着金字，在灯光下晃得人眼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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