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春夜，月光像融化的银霜，透过斑驳的木窗棂洒进陈家老旧的砖瓦房。陈建国翻了个身，枕头上的蓝白格子布被压出褶皱，梦中那抹鲜艳的红裙却愈发清晰。
"阿秀，我做了个怪梦。"晨光刚爬上窗纸，陈建国就搂着身旁的妻子李秀兰，带着三分困意七分兴奋。他眯起眼睛，努力回忆梦里的每个细节："有个穿红裙子的姑娘，头发比你还长，垂到腰际，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跟月牙似的。"
李秀兰正往搪瓷缸里倒开水，闻言手微微一抖，滚烫的水溅在指节上也浑然不觉。她转头看向丈夫，只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裤腿还沾着昨天工地的泥点，此刻却一脸陶醉地描绘着梦中人。"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她装作不经意地问。
"就像认识了好久的朋友，聊得可投机了！"陈建国从枕头下摸出半截铅笔，在床头柜的台历背面涂涂写写，"临走时她还留了电话，说以后有空联系。"李秀兰看着丈夫龙飞凤舞写下的七位数字，心里突然泛起一阵寒意。那字迹歪歪扭扭，却莫名工整，不像是平日大大咧咧的陈建国的手笔。
"哟，我们家老陈梦里还挺花心。"她强装镇定地打趣，将台历推到一边，把冒着热气的搪瓷缸递过去，"快喝口热水清醒清醒。"然而当陈建国低头喝粥时，她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串数字上，越看越觉得诡异——这号码的前三位，分明是邻市火葬场的区号。
早餐是窝窝头配腌萝卜，李秀兰却食不知味。看着丈夫狼吞虎咽的样子，那个荒唐的念头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等陈建国抹了把嘴，准备去工地时，她突然抓住他的手腕："建国，我觉得你这梦不对劲。工地那么危险，今天请个假吧？"
"瞎想什么呢！"陈建国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背，"不就做个梦嘛，能有什么事？"但在妻子执拗的目光下，他最终还是妥协了。穿过门前那条尘土飞扬的马路时，他还回头朝站在屋檐下的李秀兰挥手："晚上给你带糖糕回来！"
李秀兰永远记得那个瞬间。阳光明晃晃地照在柏油路上，一辆失控的大卡车突然从街角冲出来，扬起的灰尘中，丈夫蓝色的工装裤与红色的车轮形成刺眼的对比。她的尖叫声淹没在刺耳的刹车声里，世界在那一刻天旋地转。
等她在邻居的搀扶下赶到医院时，陈建国已经躺在了太平间。白布单下露出的半截手指，还留着今早削铅笔时划破的伤口。李秀兰机械地收拾丈夫的遗物，目光突然定格在台历上那串电话号码。她浑身发冷，颤抖着撕下那页纸，跌跌撞撞跑到街角的公用电话亭。
"嘟嘟嘟——"电话接通的瞬间，李秀兰的心跳几乎停止。听筒里传来沙哑的男声："这里是火葬场，请问有什么事？"她眼前一黑，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上。
葬礼那天，细雨绵绵。李秀兰站在火葬场的走廊里，看着丈夫的遗体被缓缓推进火化炉。突然，一阵淡雅的香水味飘来，她下意识地转头，呼吸瞬间停滞——不远处，一个穿红裙的女子正俯身哭泣，瀑布般的长发垂落在肩头，侧脸的轮廓，竟与丈夫描述的分毫不差。
那女子似乎察觉到有人注视，抬起头来。四目相对的刹那，李秀兰感觉后背窜起一股寒意。对方眼角的泪痣，与丈夫梦中的细节完全吻合。更诡异的是，女子胸前别着的工作牌上，赫然写着"火葬场职工"几个字。
"您...您认识我丈夫？"李秀兰颤抖着开口。红裙女子微微一怔，随即露出礼貌的微笑："不认识。不过陈先生的事，我听说了。节哀。"她的声音轻柔悦耳，却让李秀兰浑身发冷。看着对方转身离去的背影，她突然想起丈夫说过，梦里分别时，那女子也是这样翩然转身，红色裙摆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此后的日子，李秀兰常常在午夜惊醒。她总觉得那个红裙女子就在暗处注视着自己，台历上的电话号码仿佛刻在了视网膜上，挥之不去。直到某天整理旧物时，她在丈夫的工具箱夹层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那是1978年的社会新闻，头条赫然写着："火葬场女员工意外身亡，生前最爱穿红裙"。
照片上的女子，正是她在火葬场遇见的人。报道里说，事故发生的地点，就在丈夫出事的那条马路对面。李秀兰双腿发软，跌坐在地。窗外，春风卷起几片枯叶，恍惚间，她仿佛又看见那个穿红裙的身影，在街角对她露出神秘的微笑。
多年后，每当有人问起陈建国的死因，李秀兰总是沉默不语。她把那张台历小心地收进樟木箱底，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梦，那个神秘的电话号码，以及红裙女子眼角的泪痣。在那个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有些事，终究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而那个关于命运与预兆的故事，也在小镇的茶余饭后，流传了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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