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赵大勇对疫情的处理并不陌生，但毕竟药物严重缺乏，这是致命的缺陷。好在有军区医疗队的到来，他们带来了磺胺等药物，如同在无尽的黑夜里点亮了一盏微弱的灯，虽然光芒有限，却精准地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独立团上下，从团长赵大勇到普通一兵，再到根据地的每一位乡亲，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意志，投入了这场对抗无形之敌的战斗。
灭鼠灭蚤的行动规模空前。战士们以班排为单位，配合民兵和群众，对驻地方圆十几里的区域进行了拉网式的清理。
草垛、屋角、炕洞、鼠穴……任何可能藏匿老鼠和跳蚤的地方都不放过。火把成了最有效的武器，浓烟夹杂着艾草和硫磺的气味，笼罩着一个个村庄和营地。
尽管方法原始，但这种全民动员的物理清除，极大地破坏了鼠疫杆菌的传播链。
水源地被严格看守起来，并树立了醒目的警示牌。部队和群众的生活用水一律必须烧沸后方可使用，这条纪律被严格执行，违反者将受到严厉处分。
张婉茹队长和老周医生带领的卫生队，不分昼夜地奔波在各个隔离点之间。他们不仅救治病人，更重要的任务是监督防疫措施的落实，培训更多的临时卫生员。
赵大勇和牛剑锋几乎很少回到团部。赵大勇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他的镇定和果敢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民心。
一次，小王庄的隔离区发生了小范围的恐慌，几名村民试图强行离开，赵大勇闻讯立刻赶到，他站在路口，没有带枪，只是用沙哑却坚定的声音说：
“乡亲们，我赵大勇就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鬼子想用这种龌龊手段吓倒我们，办不到！跑出去，只会把病传给更多的人，正中了鬼子的奸计！我们独立团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乡亲！”
他的话像定海神针，平息了骚动，人们默默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继续与瘟疫抗争。
牛剑锋则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优势。宣传队的队员们编演了快板、活报剧，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鼠疫的可怕和防疫的重要性。
“防疫三字经”、“灭鼠歌”在根据地迅速传唱开来。党员干部带头清理环境、照顾病人，他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动员令。
军民之间的鱼水情在这场灾难中愈发深厚。战士们把自己舍不得用的干净纱布口罩让给老乡；乡亲们则把家里仅存的鸡蛋、粮食想方设法送给身体虚弱的伤病员和没日没夜工作的卫生员。
时间一天天过去，牺牲仍在发生，每天都有生命逝去，但新增病例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了，从高峰时的每日数十例，逐渐下降到个位数，最终，在疫情爆发的第三周后，小王庄和发病连队驻地首次报告了“零新增”。
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转折点。
又经过近一个月的严密防控和艰苦卓绝的努力，独立团辖区内的鼠疫疫情终于被彻底扑灭。
代价是惨重的：独立团牺牲了二十七名战士（主要是最初感染的那个巡逻分队和炊事班人员），小王庄及附近村庄共有超过一百名百姓死亡。
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根据地上空弥漫着悲怆的气氛。
但是，他们胜利了。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科学的方法（在有限条件下）、军民的团结以及后方的大力支援，成功地挫败了吉田武夫发动细菌战、制造大面积恐慌和毁灭的恶毒计划。
独立团的筋骨在这场炼狱般的考验中，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变得更加坚韧。
团部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哀悼在日军细菌战中牺牲的军民。没有哭声震天，只有无声的泪水和攥紧的拳头。
赵大勇站在台上，目光扫过台下经历劫难后更加坚毅的面孔，沉痛而愤怒地说：
“同志们，乡亲们！这笔血债，我们记下了！这是日本法西斯犯下的又一桩反人类罪行！它只会让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团结！血债，必要用血来偿！我们要用更猛烈的战斗，更彻底的胜利，来告慰死难的同胞！”
追悼会变成了誓师会。悲愤化作了滔天的怒火和强大的动力。
与此同时，师部和军区高度重视此次细菌战事件。一方面，将独立团成功防疫的经验总结成材料，迅速下发至其他兄弟部队，以提高全军防范日军细菌战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将日军使用细菌战的证据（包括侦察排找到的特殊陶罐碎片、实验室检测报告、受害者证词等）设法透露给国际社会，虽然过程艰难且效果受限，但这是揭露敌人罪行、争取国际舆论的重要斗争。
随着独立一团的抗疫成功，“百团大战”也已经结束。这个春节期间，赵大勇的独立团和小王庄的村民们，虽然没有传统春节的喜庆氛围，但有的是大家共同抗疫的感人场景。
吉田武夫在指挥部里焦躁地等待着“瘟疫之神”带来捷报。然而，他等来的却不是独立团崩溃的消息，而是疫情被控制、部队秩序井然，甚至士气更加高昂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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