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的夏末，梧桐叶刚蘸上第一缕浅黄，我家那只铁皮煤气罐就“空”了——中午炒豆角时，火苗突然从蓝汪汪的焰团缩成橙红色的小舌头，舔着锅底半天烧不开油，母亲掂着罐底晃了晃，听见里面只剩零星的“哗啦”声，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得喊孔叔来换了。”她说着往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阳台抄起挂在墙钉上的黑色拨号电话，指尖按数字时特意顿了顿，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那时的煤气还没有统一配送，全靠孔叔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后架两侧绑着两个铁皮罐跑遍家属院。孔叔姓孔，名建国，听父亲说他早年在国营煤气站当过搬运工，后来站里改制，他就自己接了换煤气的活，日子久了，整个纺织厂家属院的人都喊他“孔叔”。他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褂，袖口永远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肌肉线条，夏天再热也不摘那顶草编帽，帽檐下的额角总挂着汗珠，却从来没见他抱怨过一句。
电话拨过去没两响就通了，孔叔的声音带着点沙哑的爽朗，像砂纸磨过木头：“李嫂子？是不是罐空了？我这就往你家去，刚给三号楼张大爷换完，车就停在院门口。”母亲连声道谢，挂了电话就催我去楼下接他——我家住在六楼，没电梯，空煤气罐扛上去都费劲，更别说装满气的，那玩意足有五十多斤重，母亲总说“别让孔叔一个人扛，你搭把手能省点劲”。
我跑到楼下时，孔叔正蹲在自行车旁抽烟，草编帽放在膝头，露出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头皮。他面前摆着两个煤气罐，一个是刚卸下来的空罐，罐身磨得发亮，印着的“安全使用”字样都快看不清了；另一个是满罐，崭新的银灰色铁皮上还沾着出厂时的白印，他正用一块抹布仔细擦着罐口的阀门，动作轻得像在摆弄什么宝贝。“小丫头来了？”他看见我，把烟蒂在鞋底摁灭，顺手把抹布叠好塞进裤兜，“走，上去。”说着就弯腰去抱满罐，我赶紧伸手去扶罐底，却被他轻轻推开：“不用，你在前头带路就行，这玩意沉，别砸着你。”
我只好走在前面，听着身后孔叔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很沉，每上一级台阶都能听见鞋底与水泥地摩擦的“蹭”声，偶尔还会夹杂着一声轻微的喘息。楼道里没有灯，夏末的阳光从每层楼的窗户里斜射进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斑，我回头时，正看见孔叔的额角汗珠滴落在光斑里，像一颗碎掉的星星。他的工装褂后背已经湿透了，深色的汗渍顺着衣缝往下淌，紧紧贴在背上，我能清楚地看见他肩胛骨的轮廓，随着脚步一上一下地动。
“孔叔，要不歇会儿吧？”走到三楼拐角时，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孔叔却摆了摆手，声音有点喘但依旧有力：“不用歇，六楼不算高，一会儿就到。”他说着调整了一下扛罐的姿势，左手托着罐底，右手扶着罐身，脖颈微微偏向一侧，避开罐口的阀门。我注意到他的左手虎口处有一道很深的疤，像一条褐色的小蛇，之前我问过他疤是怎么来的，他说早年在煤气站搬罐时，不小心被罐口划到的，“当时流了不少血，现在早好了，不碍事。”
那天的楼道好像比平时长了很多，我走得很慢，却总觉得身后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到五楼时，孔叔突然停了下来，我回头看见他靠在墙上，右手按着腰，眉头轻轻皱着。“孔叔，您是不是腰不舒服？”我赶紧跑过去，他却摇摇头，笑着说：“老毛病了，搬重东西就犯，歇口气就好。”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倒出两片白色的药片，就着楼道里的自来水咽了下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治腰间盘突出的药，孔叔的腰就是常年扛煤气罐累坏的，可他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歇了大概半分钟，孔叔又弯腰去抱煤气罐，这次他的动作慢了些，左手先撑在膝盖上，借着力气慢慢站起来。我想再伸手帮忙，他却瞪了我一眼：“说了不用你，这不是小孩能扛的东西，万一罐倒了，煤气漏出来就麻烦了。”我只好作罢，继续在前头带路，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的难受。
终于到了六楼，我掏出钥匙开门，母亲早就站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一条湿毛巾和一杯晾好的白开水。“孔哥，快进来歇会儿，看这一头汗。”母亲接过孔叔手里的煤气罐，又把毛巾递过去。孔叔擦了擦汗，接过水杯一饮而尽，杯子递回来时，杯底都见了底。“不用歇，我先把罐装上，省得你们中午没法做饭。”他说着就走到厨房，蹲在煤气灶旁，开始卸旧罐的阀门。
我和母亲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他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握住阀门，右手拿着扳手轻轻一拧，“咔嗒”一声，旧罐的阀门就卸了下来。他把旧阀门放在一边，又拿起新罐的阀门，对准接口处，左手扶着罐口，右手慢慢转动扳手，每转一下都要停下来看看接口处是否对齐，“这阀门可得拧紧了，不然漏气就危险了。”他一边拧一边说，声音里带着点严肃，“你们平时用的时候也得注意，要是闻见煤气味，先把窗户打开，别开电器，赶紧给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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