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吹过老槐树的枝丫，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细小的手在轻轻拍打。
我站在母亲的灵堂前，看着黑白照片里她慈祥的笑容，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照片下方，两盏长明灯微弱地摇曳着，投下忽长忽短的影子。
香炉里的三炷香已经燃了一半，袅袅青烟在空气中画出曲折的轨迹，最后消散在秋日的凉意里。
"娘最喜欢这个季节。"大姐站在我身旁，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说秋天的风最干净。"
我点点头，视线模糊起来。去年此时，我们刚刚送走七姐，母亲站在七姐的坟前，白发被风吹得凌乱，她固执地不肯离开，直到双腿失去知觉。
那时她的小脑萎缩已经很明显了，医生说过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但谁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灵堂外，全家正和前来吊唁的亲戚们低声交谈。谈论着八十六岁的老人，背比去年更驼了，像是一夜之间被抽走了脊梁。
厨房里飘来炖肉的香气，几个远房姑姑在准备招待客人的饭菜。
锅铲碰撞的声音、水龙头的流水声、压低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日常感，仿佛死亡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
但我知道，对我们家来说，这插曲太过沉重——短短一年间，七姐和母亲相继离去，留下的是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
"小八，去给妈换炷香吧。"大姐推了推我的胳膊，递来三根新香。
我接过来，在长明灯上点燃，看着火星一点点吞噬香柱，最后变成暗红色的光点。
插香时，我的手抖得厉害，香灰落在手背上，烫出一个小小的红点，却感觉不到疼。
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床上度过的。小脑萎缩到了后期，她已经认不出任何人，包括大舅、小舅和小姨。但奇怪的是，她始终记得七姐。
夜深人静时，她会突然坐起来，对着空气说："小七啊，把毛衣穿上，外面冷。"然后自顾自地笑起来，那笑容纯净得像个孩子。
七姐是母亲将近四十岁时生的老来女，比我大两岁，是家里最活泼的一个。
她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和永远翘着的嘴角，即使生病也保持着那种让人心疼的乐观。
胃癌病带走她时，她才五十二岁。
我记得七姐走的那天，母亲趴在病床上，哭得撕心裂肺，白发和黑发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更悲伤。
"奶奶最后说什么了吗？"七姐的孙女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边，小手拽着我的衣角。她今年六岁了，眉眼间已经有了七姐的影子。
我蹲下身，平视着她清澈的眼睛："你奶奶说，要朵朵好好吃饭，快快长大。"
这是谎言。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她突然清醒过来，眼睛亮得惊人，紧紧抓着我的手："老八，我见到小七了，她在那边等我呢。"
然后她的手慢慢松开，嘴角带着微笑，呼吸一点点变浅，最后停止了。
供桌上除了香烛和母亲的遗像，还摆着几样她生前喜欢的点心——芝麻酥、桂花糕和一小碟蜂蜜。这些都是大姐一大早去买的，跑遍了半个县城。
屋外传来汽车喇叭声，舅舅一家到了。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上的褶皱。镜子里，我的眼睛布满血丝，眼下是两片青黑。
自从母亲病重，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每次闭上眼睛，不是梦见七姐化疗后憔悴的脸，就是梦见母亲茫然寻找着什么的眼神。
葬礼定在明天上午。按照老家的习俗，今晚要守灵。亲戚们陆续到来，灵堂里渐渐挤满了人。
女眷们围在一起折纸钱，金黄的纸片在她们手中翻飞，很快变成一串串金元宝。
空气中弥漫着香香、食物和人体混杂的气味，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我走到阳台上透气。十月的阳光已经不那么灼人，照在身上暖融融的。
阳台上那棵蟹脚兰，绿油油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那是母亲去年亲手种下的。
她总是说，蟹脚兰是坚强，越到冬季越精神。我蹲下来抚摸那些叶瓣，触感凉而柔软，像母亲晚年逐渐失去温度的手。
"喝点水吧。"五姐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递来一杯热茶。我接过杯子，热气氤氲中看见五姐浑浊的眼睛里蓄满泪水。
她今年明显老了太多，皱纹像干涸的土地一样龟裂在脸上。七姐走后，母亲是她唯一的支撑，现在这根支柱也倒了。
夜幕降临后，大部分亲戚都回去了，只剩下几个至亲守灵。大姐在灵堂角落铺了几张席子，让我们轮流休息。
孙外甥小雨已经睡着了，蜷缩在大姐怀里，小脸上还挂着泪痕。我坐在老娘灵前，看着她的遗像，思绪飘回从前。
老娘是个能干的女人，年轻时在纺织厂工作，后来下岗在家做裁缝补贴家用。
她有一双巧手，能做出最合身的衣服。我至今记得她踩缝纫机时的样子，专注而平静，机器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像是某种安心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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