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老式座机的铃声刺破了这份宁静，“铃铃铃” 的声响在空荡的客厅里打着旋儿。
我起身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熟悉的乡音，带着红岛特有的海风气息 —— 是吕光林，我在恩利厂时的老同事。
“过年好啊！” 他的声音裹着笑意，像揣了块暖手宝，“初七了，给你拜个晚年，家里都还顺遂？”
我笑着回祝，听他讲起家里的年货、孩子的红包，那些琐碎的烟火气顺着电话线漫过来，恍惚间又回到了七年前在恩利厂的日子。
那时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冬天的清晨总能在走廊里遇见，他揣着搪瓷缸子去锅炉房打水，我抱着抄满诗句的笔记本去车间巡检。
寒暄过半，吕光林的语气忽然沉了下去，像被寒流冻住的河面：“说起来，今天厂里出了大事，估计你还不知道。”
我的笔尖顿在诗稿上，墨滴在 “惊蛰” 两个字旁边晕开一小团乌云。
“年前那场强冷空气你知道吧？零下十七度，气象台发了红色预警。” 他顿了顿，背景里传来隐约的金属碰撞声，“结果你猜怎么着？十栋宿舍楼，六栋的暖气片全冻裂了，管道里结的冰坨得用撬棍敲，现在楼里跟冰窖似的。”
我的手指攥紧了听筒，冰凉的塑料壳子硌着掌心。恩利厂的宿舍楼是新时代年代的新建筑，暖气片是焊接钢的，管道上崭新的油漆，像位朝气蓬勃年轻人。
但在我负责设备维护的七年里，别说冻裂，就连暖气片上结霜都少见。
“员工今天开始返厂了，好多人提着行李在楼门口哭。” 吕光林的声音发涩，“三楼西头那栋最严重，防盗门都被冻住的门框粘住了，几个人合力才拉开，门轴‘咔嚓’一声断了，现在用铁丝捆着。”
我仿佛能看见那场景：灰蒙蒙的天底下，穿着厚重棉衣的工人围着冻住的宿舍楼，呼出的白气混在一起，像片移动的雾。他们多半是从河南、安徽来的，带着一整年的期盼返乡，此刻却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设备部的张副部长被撤职了。” 吕光林叹了口气，“早上厂长在大会上拍了桌子，说要严查责任。其实说白了，就是新旧班子交接时出了岔子 —— 去年年底部门调整，老部长退休，新上来的这批人根本没把防冻当回事。”
我的思绪猛地被拽回七年前的冬天。也是一场寒潮，天气预报说夜间温度会跌破零下十度。
那天我值夜班，凌晨三点拿着手电筒去检查管道井，发现三栋楼的总阀被关得死死的。值班的年轻技术员打着哈欠说：“天太冷，怕管道冻裂，就把总闸关了。”
我当时急得直跺脚，拽着他往锅炉房跑：“你懂什么！水流动着才不会冻，死水在管子里就是块冰！”
那天夜里，我们逐个楼区调整阀门，把总阀拧开三分之一，听着管道里 “咕噜咕噜” 的水流声，像听着沉睡的巨龙在翻身。
天快亮时，我摸着暖气片，虽然不烫手，却带着恒温的暖意，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其实哪用得着多复杂的操作。” 我对着电话说，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只要让系统循环起来，水流速度能带动热量，哪怕温度不高，也绝冻不了。
我以前每年冬天都跟老部长说，他总说‘你懂行，听你的’。”
吕光林在那头啧啧两声：“可不是嘛！你走之后，没人管这茬了。新站长是从关系当上来的，天天盯着报表，哪懂这些实操的门道。
冷空气来的前三天，设备部的人还在争论要不要关总阀，一个说‘关了保险’，一个说‘留缝省电’，争到最后啥也没干，就等着天老爷开恩。”
我想起自己那本泛黄的工作笔记，第 37 页上画着宿舍楼的管道分布图，每个阀门旁边都标着冬季应开的角度，用红笔写着 “宁流勿停” 四个大字。
那年我离开时，把笔记交给了接班的小王，叮嘱他 “冬天就照着这个来，错不了”。
“现在厂里乱成一锅粥。” 吕光林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后勤的人在空地上搭临时棚子，把食堂的餐桌拼起来当床板。
维修队从青岛市区请了师傅，说要把冻裂的管道全换掉，没个十天半月完不了事。几千号人等着开工，设备却因为没人看守，昨天夜里还冻坏了两台注塑机。”
窗外的风突然大了起来，呜呜地刮着窗玻璃，像谁在外面哭。我的诗稿被吹得掀动起来，“初春”“解冻”“萌芽” 这些字眼在眼前晃动，忽然变得无比讽刺。
那些在稿纸上流淌的暖意，抵不过现实里一寸冻裂的管道。
“我在那儿七年，连暖气片上的漆都没冻掉过一块。” 我望着墙上自己的影子，它好像又被拉长了些，“每次冷空气来之前，我都提前三天去跟老部长打报告。
他办公室墙上挂着张旧地图，我们就在地图前比划，哪栋楼的管道拐了几个弯，哪个阀门容易卡住，哪片区域地势低容易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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