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湘赣根据地在毒辣的日头下苟延残喘。龟裂的土地上，枯黄的稻梗如同战败士兵折断的长枪，横七竖八地倒伏着，在滚烫的风中发出窸窣的哀鸣。山风掠过荒芜的田野，卷起阵阵尘土，裹挟着硝烟与焦糊味，将残破的村落笼罩在一层灰扑扑的阴霾之中。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烈战况，让这片曾被红色火种照亮的土地，如今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间散落着弹壳与破碎的瓷碗，被炮火熏黑的墙壁上，依稀可见“工农红军万岁”的标语，却已被飞溅的血渍浸染得模糊不清。村口老榕树上，还挂着几缕褪色的红布条，那是百姓们庆祝打土豪时系上的，如今在风中孤零零地飘荡，似在无声控诉着敌人的暴行。
红六军团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濒临坍塌的祠堂里。腐朽的梁柱上垂落着蛛网，神龛前的供桌被改造成了简易的作战会议桌，铺展其上的军用地图边缘卷起毛边，红蓝铅笔标记的线条如同交错的荆棘，将红军的活动区域越勒越紧。墙角的水缸早已见底，仅存的半桶雨水里漂浮着几片霉斑，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肖克立在地图前，他的灰布军装肩头磨得发亮，腰间皮带因长期节食已多扎了两个孔眼，清瘦的面庞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显得愈发坚毅。长时间的操劳让他眼窝深陷，布满血丝的双眼却依然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同志们，”任弼时的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此刻与肖克、王震等一众干部齐聚祠堂。任弼时指节重重叩在地图上标注的湘赣边界，震得桌上的墨水瓶微微晃动，“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采用堡垒战术步步紧逼。我们虽浴血奋战，但敌强我弱，第五次反‘围剿’已无逆转可能。中央命令红六军团即刻西征，作为长征先遣队，为红军主力开辟新的转移路线！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转移，更是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为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百姓寻找新的希望！” 任弼时目光坚定地扫视着众人，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这艰难的时刻，他的话语如同一剂强心针，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志注入了力量。
祠堂内的空气瞬间凝固。干部们交头接耳的私语声戛然而止，唯有墙角挂着的马灯在穿堂风中摇晃，在斑驳的墙壁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五十一团三营营长周球保坐在后排，粗糙的手掌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那里打着三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是妻子在油灯下熬了三个通宵的成果。此刻，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那个温馨的夜晚，妻子挺着大肚子，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一边哼着摇篮曲，一边为他缝补军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周营长！”肖克的目光突然扫向角落，如鹰隼般锐利，“三营作为全军前锋，明日拂晓出发。务必在三日内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为大部队打开通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
“是！保证完成任务！”周球保“唰”地起身，军帽檐上的红星随着动作微微颤动。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可只有自己知道，此刻心跳得有多剧烈。昨夜收到的家书还揣在怀里，妻子在信中说孩子已经会笑了，粉雕玉琢的小脸总爱朝着窗外出神，像是在盼着父亲归来。想到这里，他的胸口一阵发紧，对家人的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散会后，部队立刻投入到紧张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中。作为全军的“眼睛”与“尖兵”，前卫部队的部署至关重要。除了已出发侦察的侦察连，军团还从各团抽调精锐骨干，组成了一支三百人的前卫营。他们配备了全军团最精良的武器——虽然不过是几支缴获的中正式步枪与少量手榴弹，但在战士们手中却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前卫营营长陈铁柱召集麾下骨干，在月光下展开沙盘推演：“我们不仅要探清敌情，更要随时应对突发战斗。每经过一处隘口，必须安排三人小组提前攀爬制高点警戒！”战士们将浸过桐油的火把捆在背包外侧，这种特制火把既能在夜间照明，必要时还能成为投掷的“燃烧弹”。
与前卫部队同样肩负重任的，是由军团直属炮兵连与后卫团组成的后卫部队。炮兵连仅剩三门锈迹斑斑的迫击炮和二十余发炮弹，炮手们正用细沙反复打磨炮管，在炮架底部加装可拆卸的木轮——这是军械师连夜改良的设计，便于在泥泞山路中快速转移。后卫团团长李大山在动员会上将一把生锈的刺刀重重拍在桌上：“敌人若敢追击，我们就是军团最后的盾牌！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要把敌人钉死在身后！”战士们连夜在营地后方挖掘了三层交错的壕沟，将削尖的竹桩插入泥土，浇上从老乡家收集来的辣椒水，制成令人望而生畏的“毒刺陷阱”。
特殊人员的转移安排更是重中之重。除了临时医院的重伤员外，军团中还有二十余名文化教员、电台报务员以及根据地培养的地方干部。这些“革命的火种”被编入特殊保护连队，由警卫排贴身护卫。报务员小张将电台零件仔细包裹在棉被里，又在木箱夹层塞满稻草减震；文化教员王雪梅把油印机拆解后藏在粪筐底部，表面覆盖新鲜牛粪——这是老乡教给她的“伪装妙招”。对于无法行走的重伤员，后勤部门创新制作了“组合担架”：用竹篾编织成可折叠的框架，搭配可拆卸的帆布床面，必要时能拆解成四个单兵背负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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