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阳风起
秋意渐浓时，栎阳的街巷里飘着新谷的香气。卫鞅站在相府的高台上，望着远处田垄间忙碌的农人，那些弯腰收割的身影在夕阳里连成一片，像铺在大地上的星子。他身后的案几上，堆着今年各县报来的田亩账册，红色的印章盖得整整齐齐，每一笔数字都在说：秦国又丰收了。
“相邦，中尉府派人来报，新铸的剑器已入库，比去年多了三成。”侍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卫鞅转过身，指尖划过账册上的墨迹，墨香混着窗外的谷香飘进鼻息。这是他入秦的第十五个年头了，从栎阳初建时的土坯城墙，到如今青砖垒砌的门楼；从河西之战时嗷嗷待哺的军队，到如今甲胄鲜明的锐士——秦国像棵被修剪过的松柏，终于长得笔直挺拔。
可他心里却像揣着块冰，凉丝丝地往下沉。
上个月新君驷在朝堂上赏他的那处封地，位于渭水之畔，良田千亩，僮仆百人。当时满朝文武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有艳羡，有敬畏，还有些藏在袖袍里的东西，他看得真切。夜里他翻来覆去地想，当年孝公在时，赏他的不过是一坛老酒，几句“商君辛苦”，可那时的酒，喝着比现在的玉液琼浆暖。
“去把景监大人请来。”卫鞅对着侍从吩咐道。
景监是他在秦最老的朋友了，当年正是这位内侍捧着他的策论，在孝公面前说了三天三夜的好话。如今景监鬓角也白了，见了卫鞅，先拱手笑道：“相邦今日倒得闲，不去军中看新练的锐士？”
卫鞅给两人斟上茶，茶汤在粗陶碗里晃出涟漪。“锐士有将领看着，我这把老骨头，该歇一歇了。”
景监的笑僵在脸上。他跟了卫鞅这么多年，知道这人眼里从来只有新法，别说歇着，便是病了，也要把竹简搬到榻上看。“相邦这话……”
“你看这账册。”卫鞅把田亩册推过去，“关中沃野，亩产比十年前翻了一倍；军中粮草，够支用五年；就连临淄来的商人都说，秦国的布帛比魏国的还好。”他顿了顿，声音压得低了些，“可你说，这天下的功劳，能都记在一个人身上吗？”
景监的手指猛地攥紧了茶碗，粗陶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他想起前几日在宫中听到的闲话，说新君夜里批阅奏疏，指着卫鞅的名字问左右：“商君的封地，比公族的还多？”
“相邦是怕……”
“我不怕。”卫鞅打断他，目光望向窗外，天边的晚霞正一点点沉下去，“我是怕新法不稳。你想，若有朝一日我不在了，这些跟着我推行新法的人，能不能撑住？”
景监喉结动了动，没说话。他知道卫鞅说的是实话。这些年变法，斩了多少旧贵族的头，夺了多少人的田产？那些人恨卫鞅入骨，不过是惧着他的权势，惧着新法的威严。一旦卫鞅失了势，那些藏在暗处的刀子，定会齐刷刷地亮出来。
“我想把农事交给内史廖，他是本地人，熟悉关中水土；军务交给车英，他跟着我打了河西之战，知兵懂法。”卫鞅扳着手指说，声音平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至于律法修订，可让公孙贾来做，他虽曾反对新法，如今倒也认了章法。”
景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前的人陌生得很。这还是那个在朝堂上与甘龙激辩三日、面不改色的卫鞅吗？还是那个提着剑在渭水边监斩七百乱民的卫鞅吗？
“相邦要放权？”
“不是放权，是交权。”卫鞅纠正道，“新法本就该是秦国的法，不是我卫鞅的法。”他拿起一卷竹简，上面是他昨夜写的奏疏，请求新君允许他退居封地，专心修订秦律。“你说，新君会准吗？”
景监看着那卷竹简，墨迹还带着些潮气。他想起新君刚登基时，卫鞅在朝堂上力排众议，说“新法不可废”，新君当时握着他的手说：“商君放心，寡人信你。”那时候的少年天子，眼里的光比太阳还亮。
“会准的。”景监说，声音却有些发虚。
三日后，卫鞅的奏疏递了上去。朝堂上，新君驷拿着那卷竹简，看了许久，忽然问：“商君觉得，内史廖能担起农事？”
卫鞅出列奏道：“内史廖曾在频阳推行新田制，三年增产三成，臣以为可担此任。”
“车英呢？”新君又问，目光扫过站在武将列里的车英，那是个黑壮的汉子，脸上还留着河西之战的伤疤。
“车英治军严明，去年在函谷关击退韩军，足见其能。”
新君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只把奏疏放在案头，说：“此事容寡人想想。”
退朝时，卫鞅走在后面，听见甘龙的侄子甘茂跟人低语：“商君这是老了，想躲清闲了？”另一人笑道：“怕是功高盖主，自己心虚了吧。”
风从宫墙的夹道里穿过来，吹得卫鞅的袍角猎猎作响。他抬头看了看天，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了。
接下来的日子，卫鞅真的开始“躲清闲”。朝堂议事，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事事争先，只在涉及新法根本的事上开口；军中操练，他让车英全权负责，自己只偶尔去营中看看；就连各县送来的文书，他也大多批给下属处理，只留下那些最棘手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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