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川江畔的信号弹
1950年11月的清川江，冰层在炮火中震颤。陈援朝所在的侦察班潜伏在江岸芦苇荡里，望远镜中，美军骑兵第一师的坦克群正碾过结冰的江面，履带刮擦冰层的声响像野兽低吼。他攥紧手中的信号枪，枪身刻着“1948”——那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国民党军制式武器，如今枪管里装填的，是为美军准备的死亡请柬。
“三点方向，敌炮兵观察哨。”班长压低声音，陈援朝顺着瞄准镜望去，看见雪地里支着的绿色帐篷，帐篷外两个美军士兵正围着油桶烤火。他想起出发前连部发的冻玉米饼，硬得能磕掉牙，而美军士兵的罐头香气飘了几百米，像根针戳在每个侦察兵的胃里。
“援朝，把这个绑在箭上。”班长递来一卷油纸，里面是手绘的美军布防图。陈援朝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特制的响箭，箭头绑着防水油布，箭尾系着红棉线——那是用他母亲织的红棉布捻成的，临行前母亲说：“看见红棉线，就像娘在你身边。”
深夜三点，总攻信号弹升空。陈援朝拉满弓弦，响箭带着尖啸划破夜空，红棉线在尾焰中拉出一道红光，精准地落在对岸的松树杈上。与此同时，侦察班用炸药包炸开冰面，美军坦克群瞬间陷入刺骨的江水，引擎的轰鸣声变成绝望的呜咽。
冲锋时，陈援朝看见一个战友被弹片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却仍爬着往前扔手榴弹。他想上去帮忙，战友却吼道：“别管我！保住红棉线！”那根红棉线此刻正系着整个团的进攻路线，每一寸都浸着侦察兵的血。
二、飞虎山下的识字板
1951年春，志愿军在飞虎山阻击联合国军。陈援朝被调到战地包扎所，负责转运伤员。山洞里没有灯，只能靠松明火把照明，烟子熏得人睁不开眼。他看见一个断了左臂的小战士，用右手在膝盖上写着什么，凑近一看，是用血在写“祖国”两个字。
“小鬼，疼吗？”陈援朝递过急救包，小战士摇摇头，露出冻裂的嘴唇：“陈教员，你教我的‘国’字，里面是不是一个‘玉’？”陈援朝点点头，帮他包扎伤口，发现他口袋里掉出半块石板，上面用刺刀刻着歪歪扭扭的字：“爹，我在朝鲜打美国佬，等胜利了，给你买新烟袋。”
包扎所缺药品，陈援朝带着几个伤员去挖草药。飞虎山的岩壁上长着一种带刺的绿植，当地老乡说能消炎。他攀着藤蔓往上爬，刺刀砍断荆棘时，手臂被划开一道口子，血滴在绿植的叶片上，像撒了把红珍珠。突然，敌机俯冲下来，他赶紧把草药塞进伤员的背篓，自己却滚下山坡，昏迷前看见背篓里的绿植在硝烟中摇晃，叶片上的血迹格外刺眼。
醒来时，他躺在担架上，旁边的伤员正用那块刻字的石板当枕头。“陈教员，你看，”伤员指着石板背面，那里新刻了一行字：“红棉花开在飞虎山，血浇的花最鲜艳。”陈援朝摸了摸石板，冰凉的触感里透着一股温热，像极了那些在战场上用生命写字的战士——他们用血肉作笔，在朝鲜的土地上，写下了最悲壮的情书。
三、汉江大桥的爆破手
1951年夏，美军逼近汉城，志愿军奉命炸毁汉江大桥迟滞敌军。陈援朝所在的工兵连负责安装炸药，桥身钢铁在烈日下烫得能煎鸡蛋。他背着二十公斤的TNT炸药，踩着摇晃的钢索往桥墩爬，江风呼啸着穿过桥洞，下面是湍急的汉江。
“援朝，注意脚下！”班长在岸上喊，陈援朝抬头看见桥上的木板已经被炸烂，只剩下光秃秃的钢索。他把炸药包挂在脖子上，像猿猴一样攀爬，钢索的热度透过军装烫着皮肤，每爬一步都能听见衣服被烤焦的滋滋声。
安装炸药需要精确计算爆破点，陈援朝拿出铅笔和笔记本，却发现纸页已经被汗水浸透。他咬着牙撕下衬衫袖子，在布片上画桥墩结构图，铅笔芯断了就用刺刀刻。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气浪把他掀倒在钢索上，炸药包的引信差点被刮断。他趴在钢索上喘着气，看见江面上漂着许多战友的尸体，他们是昨晚运送炸药时牺牲的，军服上的红领章在江水中像一朵朵漂浮的红棉花。
爆破成功的那一刻，汉江大桥像一条受伤的巨龙坠入江中，激起的水柱高达数十米。陈援朝躲在掩体里，看着冲天的火光，想起出发前父亲说的话：“炸桥不是毁灭，是为了让后面的人更好地前进。”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红棉线，那根线已经被汗水和血水浸成了暗红色，却依旧坚韧如初。
四、铁原阵地的罐头钟
1951年5月，铁原阻击战打响。陈援朝被调到后勤部队，负责收集美军丢弃的罐头盒。阵地上到处是生锈的罐头，牛肉罐头、午餐肉罐头、水果罐头，美军吃不完就扔掉，而志愿军战士们只能啃冻土豆。
“把罐头盒洗干净，能当饭盒，也能做信号钟。”陈援朝带着战士们在弹坑里淘米，美军的罐头盒底部都刻着生产日期，最近的是1951年4月，而志愿军的粮食很多还是1949年的库存。他拿起一个牛肉罐头盒，用刺刀在底部刻字：“1951.5.20，铁原，吃美军罐头盒煮的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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