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时，纸袋已经被雨水浸得发软。我把照片倒在桌上，心脏突然像被一只手攥住了。
照片上的背景、姿势都和我记忆里的一样，蓝布背景，礼帽挂在墙上，我穿着宝蓝色的旗袍，可脸不对。
不是我的脸。或者说，不完全是。
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可组合在一起，却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尤其是眼角的弧度，嘴角的纹路，都带着种不属于我的哀怨。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右耳后的那颗痣，照片上的痣比我实际的大了一圈，边缘泛着青黑色，像枚正在腐烂的果实。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行字：三月初七，忌红衣。
这行字的笔迹很眼熟，像极了我自己的。可我明明没写过。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我把照片塞进抽屉，却怎么也关不上。抽屉里像是卡着什么东西，硬邦邦的，摸进去一看，是个小小的相框，里面的照片正是橱窗里那个穿旗袍的女人。
可今天再看，她的表情变了。不是昨天看到的半笑，而是咧开嘴在笑，嘴角咧到耳根，露出两排细小的牙齿，牙齿缝里塞着点红色的东西，像撕碎的布。
更恐怖的是，她的眼睛在动。不是照片反光造成的错觉，是真的在动，瞳孔跟着我的动作转，仿佛照片里的人正隔着纸盯着我。
我抓起相框想扔出去，手指却被相框边缘划了道口子。血滴在照片上，女人嘴角的笑容突然变得清晰，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我把耳朵凑过去，雨声里传来个细细的声音：“该换衣服了。”
我开始失眠，只要一闭眼，就感觉有人在我衣柜里穿衣服。窸窸窣窣的，是丝绸摩擦的声音。
第四天晚上，我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本陌生的日记。封面是暗红色的，边角磨损得厉害，里面的字迹娟秀，却透着股说不出的疯狂。
日记的主人叫苏曼，是1943年的一个女学生，她在日记里写，自己在一家照相馆拍了张自拍照后，生活就全乱了。
“今天照镜子，发现我的眉毛变细了，像用笔画的。可我明明没画眉。”
“照片里的我在笑，可我记得拍照时我在哭。”
“它开始模仿我的动作了。我抬手，它也抬手；我皱眉，它也皱眉。”
“它穿了我的绿裙子，在照片里转圈。那条裙子明明在我衣柜里。”
“它要出来了。昨晚我听见照片在响，像有人在里面敲门。”
最后一篇日记只有一句话，字迹潦草得像在挣扎：“它穿着我的裙子，站在镜子里对我笑，它说它才是苏曼。”
日记的最后夹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学生和苏曼的描述一模一样，可她的脸，赫然是我现在的样子。只是那双眼睛，黑得像两个洞，洞里映着个模糊的影子——是家照相馆的招牌，“时光相馆”四个字在照片里泛着青黑色的光。
我突然想起取照片那天，老头右眼的红血丝，像极了苏曼日记里描述的“照片里渗出来的血”。
第七天夜里，衣柜自己开了。
那件宝蓝色的旗袍挂在衣架上，在月光下泛着种诡异的光泽。我明明把它还给老头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走过去想把它扔出去，手指刚碰到盘扣，突然浑身一麻。无数画面像电影快放一样冲进脑子里：
潮湿的地下室，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被绑在椅子上，嘴里塞着布，眼睛瞪得滚圆。
一个戴礼帽的男人举着相机，闪光灯亮得刺眼，女人的旗袍被撕开一道口子，露出肩膀上的淤青。
照相馆的暗房里，男人把照片泡在显影液里，液体慢慢变成暗红色，照片上女人的脸开始扭曲。
女人的手指在墙上刻字，指甲都磨掉了，血痕组成三个字：救我……
我猛地回过神，发现自己正穿着那件旗袍，站在镜子前。镜子里的人嘴角挂着笑，不是我的笑，是苏曼日记里描述的、照片上的笑。颈间的勒痕变得又深又红，像条正在收紧的绳子。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七。”镜子里的人突然开口，声音又尖又细，和摄影棚里听到的笑声一模一样，“那天也在下雨，和今天一样。”
它说它叫沈青黛，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旗袍模特，那个戴礼帽的男人是她的摄影师，也是她的情人。他说要给她拍组“永恒的美”的照片，把她锁在地下室里，每天只给一点点水和食物，用相机记录她“逐渐凋零的美”。
“他说这样我就能永远留在照片里了。”镜子里的人笑着流泪，泪水是暗红色的，“可他不知道，怨气能养东西。我在照片里待了八十年，看着一个又一个像你这样的姑娘穿上我的旗袍，看着她们的脸慢慢变成我的脸。”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全是暗红色的粉末，和沈青黛在墙上刻字时磨掉的指甲屑一模一样。
我终于明白老头为什么左眼是白翳了。
那天我去档案馆查民国二十六年的失踪人口档案，在一份泛黄的卷宗里看到了他的照片。年轻时的他穿着黑色马褂，戴顶礼帽，正是沈青黛记忆里那个举相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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