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年，丁丑年，诸侯在周都开会。
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戊寅年，周天子封秦国为霸主，诸侯都来祝贺。秦孝公派公子少官带军队到逢泽跟诸侯会面，一起朝见周天子。
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庚辰年，魏国庞涓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大臣开会：“早救好还是晚救好？”成侯说：“别救。”田忌说：“不救韩国就被魏国灭了，还是早救。”孙膑说：“韩魏的兵还没打疲就去救，相当于咱们替韩国挨揍，还得听韩国指挥。而且魏国一心想灭韩，等韩国快扛不住了，肯定会来求咱们，到时候咱们既跟韩国搞好关系，又能趁魏国疲惫收拾他，名利双收不香吗？”威王说：“妙啊！”就暗中答应韩国使者让他回去。韩国仗着有齐国撑腰，跟魏国打了五仗都输了，最后只能把国家命运交给齐国。
齐国这才出兵，派田忌、田婴、田盼当将军，孙膑当军师救韩，直接杀向魏都。庞涓听说后，赶紧从韩国往回赶。魏国发动大军，让太子申当将军抵抗齐军。孙膑跟田忌说：“三晋的兵向来彪悍，看不起齐军，觉得咱们怂。善战的人就得顺着这形势来。兵法说：‘急行军百里去抢好处，主将就得栽；急行军五十里，部队得折一半。’”于是让齐军进魏境后，第一天挖十万个灶做饭，第二天五万，第三天两万。庞涓追了三天，高兴坏了：“我就知道齐军怂，进我地盘三天，逃兵都过半了！”
评论
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战国中期诸侯纷争、变法图强与军事博弈的复杂图景，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互动与竞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天下格局，也为后世留下诸多启示。
- 人才观与国家实力的映射：齐威王与魏惠王关于“国宝”的辩论，成为此时期人才战略差异的生动写照。魏惠王以明珠为宝，彰显其重物轻人的短视；齐威王则视檀子、朌子等能臣为宝，体现出“得人才者得天下”的远见。这种人才观的差异直接反映在国家实力上，齐国凭借人才优势实现大治，而魏国虽坐拥资源却逐渐走向衰落，凸显人才在战国竞争中的核心地位。
- 军事谋略的创新与实践：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中，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的策略，突破传统战争模式，开创了“批亢捣虚”“因势利导”的军事智慧。这种不与敌军正面硬拼，而是通过战略迂回、心理博弈取胜的战术，不仅成功扭转战局，更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范例，体现出战国时期军事思想从蛮力对抗向智谋较量的转变。
- 变法图强与制度革新：秦国商鞅变法在此阶段持续深入，从迁都咸阳、推行县制，到废除井田、统一度量衡，逐步构建起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这些措施打破旧有贵族分封制，激发社会活力，为秦国崛起注入持久动力。同时，韩国申不害以“术”治国，虽在短期内实现“国治兵强”，但因过度依赖君主权谋，缺乏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难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与秦国变法形成鲜明对比。
- 外交博弈与权力平衡：各国间频繁的会盟与征伐，背后是复杂的外交博弈。楚国救援赵国、诸侯围魏襄陵等事件，体现出“合纵连横”雏形下的势力制衡。齐国在韩魏纷争中“晚救”策略，既避免过早损耗实力，又通过外交承诺巩固盟友关系，最终实现“受重利而得尊名”，展现出成熟的外交智慧与战略定力 。
- 政治生态与君臣关系：楚威王与江乙的对话，揭示出君主偏听偏信对政治清明的危害；韩昭侯拒绝申不害为亲属求官，坚守“修功劳，视次第”的用人原则，彰显法治精神；秦孝公对商鞅变法的持续支持，更是变法成功的关键。这些事例表明，良好的君臣互信、公正的政治环境，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君主的决策与胸怀，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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