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大旱，还闹蝗虫。皇帝下令诸侯不用来进贡了；开放山林湖泊，让百姓能去采点东西；减少各种车马服饰等御用物品；削减郎官的数量；打开仓库赈济百姓；老百姓还能卖爵位换点钱。
公元前157年夏天六月己亥这天，皇帝在未央宫去世。留下遗诏说：“我听说啊，天下万物生出来，没有不死的。死，那是天地间的常理，自然规律，没啥好太伤心的。现在这世道，大家都喜欢活着讨厌死，为了厚葬把家业都搞垮了，守孝时间太长还影响活人，我可不赞成这样。再说了，我也没啥德行，没能帮上老百姓啥忙。现在我死了，要是还让大家长时间穿丧服守孝，受冷受热的，让人家父子跟着难过，伤了老年人的心，还影响大家吃饭，连鬼神的祭祀都得中断，这不是显得我更缺德嘛，咋跟天下人交代啊！我能保住宗庙，以渺小之身位居天下君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多亏老天爷保佑，国家有福气，国内安宁，没打仗。我这人不聪明，老是担心自己做错事，给先帝的美德抹黑，又怕在位时间长了，不能善终。现在能活到这把年纪，死后还能在高庙供奉，还有啥可伤心的呢！我命令天下的官吏和百姓，诏书一到，服丧三天就够了，之后就把丧服脱了。不要禁止老百姓结婚、嫁女儿、祭祀、喝酒、吃肉。那些本来就该为丧事服丧哭祭的人，也不用光着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送葬的车上别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布，也别带兵器；别发动老百姓到宫殿里来哭祭。宫殿里该哭祭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结束就别再哭了。不是早晚规定哭祭的时间，禁止擅自哭祭。等下了棺，服大功的守孝十五天，服小功的守孝十四天，服缌麻的守孝七天，之后就脱了丧服。其他没在诏令里提到的，都按照这个诏令类推着办。把这事儿通告天下，让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霸陵的山川就保持原样，别改动。让夫人以下到少使这些宫人都回家去吧。”乙巳这天，把皇帝葬在霸陵。
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殿、园林、车马、服饰这些，都没增加啥新东西。要是有对老百姓不方便的事儿，就马上改了，为老百姓谋福利。有一次皇帝想建个露台，把工匠找来一算账，得花一百金。皇帝说：“一百金，这可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我住着先帝留下的宫殿，还老担心给先帝丢脸呢，建这露台干啥！”皇帝自己穿的是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衣服都不拖地，帷帐也没有绣花装饰，就为了给天下人做个节俭的榜样。修建霸陵，用的都是瓦器，不能用金、银、铜、锡这些来装饰，顺着山势建，不堆高大的坟头。吴王假称生病不来朝见，皇帝还赏赐他几案和手杖。大臣袁盎等人的谏言虽然很尖锐，皇帝也常常宽容采纳。张武等人收受贿赂，被发现了，皇帝不但没惩罚，反而赏赐更多财物，让他们心里愧疚。皇帝一门心思用道德来感化百姓。所以当时天下安宁，老百姓家家生活富足，后世很少有能比得上的。
丁未这天，太子即位当皇帝，尊称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九月，西方出现了彗星。
这一年，长沙王吴着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就被撤销了。
当初，高祖觉得文王吴芮这人不错，就指示御史说：“长沙王很忠诚，把他的事迹明确记录下来，写成法令。”到孝惠帝、高后的时候，封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传了几代之后就断绝了。
此卷以汉文帝驾崩为核心，串联起其晚年施政、对匈防御、临终遗诏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了这位“仁君”的治国实践与历史遗产：
临终遗诏：理性主义的政治宣言
薄葬与节哀的制度革新:文帝遗诏打破“厚葬以明孝”的传统，规定“服丧三日即除”“霸陵山川勿改，瓦器为葬”，甚至允许宫人归家。这一举措直指先秦以来“丧葬耗民”的弊端，将个人生死从“神道设教”中剥离，回归自然规律认知，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罕见的理性觉醒；
民本思想的终极体现:遗诏反复强调“勿以丧废生民之务”，禁止百姓停办婚丧嫁娶、祭祀饮食，甚至担忧“守孝伤老者之心”。这种将民生福祉置于皇权礼制之上的态度，超越了时代局限，为后世帝王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典范。
晚年施政：仁政的坚守与现实妥协
灾荒应对的务实举措:面对旱灾、蝗灾，文帝下令“诸侯毋贡”“开山林池泽”“减服御、损郎官”，通过削减宫廷开支、开放资源普惠民生，与晁错“重农备荒”思想一脉相承。尤其允许“卖爵救荒”，既缓解财政压力，又为平民提供上升通道，体现危机治理的灵活性；对匈政策的隐忍与权衡:匈奴连年入寇，杀掠边民万余，文帝虽部署周亚夫等将领防御，却最终选择“和亲”妥协。这种“忍辱求安”的策略，表面是军事弱势下的无奈，实则根植于汉初“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以有限代价换取内部发展时间，为武帝时期的反击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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