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中大夫谷永上疏为陈汤辩护说：“我听说楚国因为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坐不安稳；赵国因为有廉颇、马服君，强大的秦国都不敢打井陉的主意；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都不敢南下大漠。由此可见，能打仗、能取胜的将领，那可是国家的得力助手，不能不重视啊。君子听到战鼓的声音，就会想起带兵的将领。我看关内侯陈汤，之前斩杀郅支单于，威震四方蛮夷，武威远扬到西海，自汉朝建立以来，出征远方的将领，没有谁能和他相比。现在陈汤因为说错话犯了事，被囚禁这么久，案子一直定不下来，执法的官吏还想判他死刑。以前白起作为秦国的将领，南边攻下郢都，北边坑杀赵括的军队，就因为一点小过错，就被赐死在杜邮；秦国的百姓都很同情他，没有不流泪的。如今陈汤亲自拿着武器，势如破竹，在万里之外浴血奋战，为国家立下大功，向祖庙献祭，向天帝禀告，将士们没有不仰慕他的大义的。他只是因为说错话获罪，又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恶行。《周书》上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这才是做君主的人该有的做法。’狗和马对人有功劳，尚且还能得到用帷盖埋葬的回报，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我就怕陛下您忽视了战鼓的声音，不明白《周书》的意思，忘了对功臣的报答，像对待平庸的臣子那样对待陈汤，最终听从了官吏的判决，让老百姓像秦国百姓对白起之死那样感到遗憾，这可不是激励为国家赴死的臣子的好办法啊！”
奏疏呈上去之后，汉成帝把陈汤放了出来，但剥夺了他的爵位，让他成为普通百姓。正巧这时候，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的军队包围了，他派驿骑快马上书朝廷，希望能征发西域各城郭国家以及敦煌的军队来救自己；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以及百官商议了好几天都没个结果。王凤说：“陈汤足智多谋，又熟悉外国的情况，可以问问他的意见。”汉成帝就在宣室召见陈汤。陈汤当年攻打郅支单于的时候受了寒，两条手臂都不能屈伸；他进宫拜见的时候，汉成帝下诏不用行礼，还把段会宗的奏书拿给他看。陈汤回答说：“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可担心的。”汉成帝问：“为什么这么说呢？”陈汤说：“胡人的五个兵才能抵得上汉朝的一个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兵器粗劣，弓弩也不锋利。现在听说他们虽然学到了一些汉朝的技术，但还是三个兵才能抵得上汉朝的一个兵。而且《兵法》上说：‘敌人兵力是我方两倍，我方兵力是敌人一半，这样才能交战。’现在包围段会宗的人，兵力还不足以战胜段会宗。陛下您就别担心啦！再说了，轻装的军队日行五十里，重装的军队日行三十里，现在段会宗想征发城郭和敦煌的军队，等军队赶到，时间太久了，这只能算是报仇的军队，不是用来救急的。”汉成帝问：“那怎么办呢？这围困一定能解除吗？估计什么时候能解除？”陈汤知道乌孙的军队就是乌合之众，不可能长时间攻打，按照以往的经验，不会超过几天，就回答说：“已经解除啦！”他屈指算了算日子，又说：“不出五天，就会有好消息传来。”过了四天，军书就到了，说围困已经解除。于是大将军王凤奏请让陈汤担任从事中郎，幕府里的事都由陈汤来决断。
评论
建始四年，西汉王朝可谓是状况百出，内忧外患交织，反映出当时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在政治方面，朝廷机构进行调整，废除中书宦官并设置尚书员，这一变动旨在优化权力结构，但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然而，政治生态并不乐观，谷永为依附王凤而在对策中避重就轻，无视王凤专权可能带来的危害，尽显官场投机之风。这种风气蔓延，会使得朝廷难以听到真正对国家有利的谏言，影响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如夏雪秋实，反映出当时自然环境的不稳定。而黄河决口这一重大灾害，暴露出国家在水利治理上的短视。冯逡早已提出疏通屯氏河以防水患的建议，却因财政问题被搁置，最终导致严重后果，众多百姓受灾，大量农田和房屋被毁。这表明在国家治理中，不能因一时的利益考量而忽视长远规划，否则将付出沉重代价。
官员任免方面，尹忠因河患应对不力自杀，反映出朝廷对官员职责的重视，但也凸显出在面对重大灾害时，官员能力的不足。而王尊迅速解决南山盗贼问题，展现出其卓越的治理能力，却在之前未得到重用，这也反映出人才选拔机制可能存在问题。
陈汤事件更是复杂。他既有斩杀郅支单于的大功，却又因贪财和言论不当获罪。谷永为其辩护，强调功臣应受善待，这引发人们对功过衡量标准的思考。陈汤最终虽免死但夺爵，后又因对西域局势的准确判断而被重新启用，这一系列事件说明朝廷在对待功臣和处理实际事务时，缺乏稳定且公正的机制，更多是根据当下需求做出决策，难以服众。
总体来看，建始四年的种种事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以及人才任用等多方面存在的弊端。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不断削弱着王朝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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