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书呈上后，汉哀帝醒悟过来，召回匈奴使者，重新给单于写信答应他来朝见。还赏赐扬雄五十匹帛，十斤黄金。单于还没出发，就生病了，又派使者来说希望明年再来朝见，汉哀帝答应了。
董贤越来越显贵受宠，丁氏、傅氏家族嫉妒他得宠，孔乡侯傅晏就和息夫躬商量，想谋求高位来辅佐朝政。正好单于因为生病没来朝见，息夫躬就趁机上奏，认为：“单于本该在十一月进入边塞，后来以生病为由推脱，恐怕有其他变故。乌孙的两个昆弥势力弱小，卑爰疐却很强盛，他在东边勾结单于，还送儿子去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要是被吞并，匈奴就会更强大，西域就危险了。可以让归降的胡人假装成卑爰疐的使者来上书，想借助天子的威严让单于送回卑爰疐的侍子，然后把奏章公布出去，让匈奴的使者听到；这就是所谓的‘上等的用兵策略是破坏敌人的计谋，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啊。”奏书呈上后，汉哀帝召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进行大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原一直用威望和信用让夷狄归服，息夫躬却想用欺诈的手段，提出这种不可信的计谋，不能答应。况且匈奴仰仗先帝的恩德，保卫边塞，向汉朝称臣。现在单于因为生病不能来朝贺，还派使者自己说明情况，没有失去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到死都不会看到匈奴给边境带来忧患！”息夫躬反驳公孙禄说：“我这是为国家考虑，希望能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就谋划，在还没形成局势时就提前打算，为子孙万代着想。可公孙禄却只想凭借他那点见识，保住眼前看到的安稳。我和公孙禄的想法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汉哀帝说：“说得好！”就让其他大臣退下，只和息夫躬商议。息夫躬接着建议：“灾异现象多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同寻常的变故，可以派大将军去边境检阅军队，整顿军备，斩杀一个郡守来树立威严，震慑四方蛮夷，以此来应对灾异。”汉哀帝觉得有道理，就去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要让百姓行动起来靠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话，回应上天要用实际作为而不是表面文章。普通百姓虽然地位低微，但都不能欺骗他们，何况是上天神明，怎么能欺骗呢！上天显示灾异，是为了告诫君主，想让君主醒悟，回到正道，真心诚意地做善事，这样民心就会喜悦，天意也能达成了！那些辩士看到一点迹象，就随意牵强附会地联系星象历法，虚构匈奴、乌孙、西羌的祸难，谋划发动战争，设置权宜之计，这可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郡守、国相有罪，会乘车赶到京城，束手就擒，恐惧到这种程度，可那些谈论的人却想把安稳变成危险，只是说得好听罢了，实际上不能听从。讨论政事的人，最让人讨厌的就是谄媚、阴险、巧辩、苛刻。以前秦缪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结果军队打了败仗，他后悔自责，痛恨那些误导他的大臣，思念老臣的良言，所以名声能流传后世。希望陛下看看古代的教训，反复参考，不要被先听到的话影响，只听一面之词！”汉哀帝不听。
评论
这段历史描绘出西汉末年复杂的外交与政治局势。在对待匈奴单于朝见一事上，扬雄从历史经验出发，深入剖析了与匈奴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指出拒绝单于朝见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其见解深刻且极具远见，凸显出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而汉哀帝最初受迷信及大臣短视意见影响，险些做出错误决策，后经扬雄劝谏才改正，反映出统治者决策易受片面观点左右的问题。
在国内政治方面，董贤得宠引发各方势力争斗，息夫躬为谋取权势，借单于未朝之事编造危机，提出欺诈和极端的策略。公孙禄秉持传统的怀柔外交理念，反对这种不诚信的做法，但息夫躬言辞狡辩，竟获汉哀帝认可。王嘉则从顺应天意、真诚治国的角度，反对息夫躬的危言耸听和无端生事，可惜汉哀帝不听其劝。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西汉末年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决策缺乏理性，不顾国家根本利益。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统治者却被奸佞之徒的片面之词误导，难以采纳正确意见，如此政治生态，无疑加速了西汉王朝走向衰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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