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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十二年，刘秀政权在统一进程和国家治理上都迎来了重要节点。
军事方面，刘秀对公孙述的征伐终获成功。吴汉起初因轻敌深入、分营扎寨而陷入困境，但在危机中他能冷静应对，与刘尚合兵击败谢丰，此后与公孙述交战多次取胜。然而，吴汉在成都城破后的屠城抢掠行为，严重违背了刘秀安抚百姓的初衷，反映出部分将领在胜利后的失控，也凸显刘秀对维护军纪和安抚民心的重视。公孙述虽负隅顽抗，但其手下如延岑等将领也展现出一定抵抗能力，只是大势已去。臧宫一路攻城略地，与吴汉会师成都，为平定蜀地立下战功。
政治层面，李通主动避权势，刘秀对其不忘旧情，体现出君臣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刘秀对蜀地人才的任用政策颇为明智，无论是追赠常少、张隆，还是提拔程乌、李育，都有助于稳定蜀地人心，促进地区融合。而对窦融等人的厚待，既彰显皇恩，又能拉拢地方势力，巩固统治。
在地方治理上，马援在陇右展现出卓越的治理能力，他宽待下属、恩信并举，有效应对羌人之乱，稳定了当地局势。任延敢于直言拒绝刘秀“善事上官”的告诫，体现了其坚守正道的品质，也反映出刘秀政权内部对官员操守的探讨与重视。
边疆事务依旧严峻，卢芳联合匈奴、乌桓侵扰边境，杜茂虽多次征战却未能取胜，表明东汉初期边疆防御面临较大挑战。总体而言，这一年刘秀政权基本完成对蜀地的统一，在政治、军事、地方治理等多方面不断调整完善，但仍需应对边疆安全等问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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