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纷纷投降。十二月，重新设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等官职。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封龟兹国入侍的王子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护送他回国。班超和姚光一起胁迫龟兹国，废掉原来的国王尤利多，拥立白霸，让姚光带着尤利多回到京城。班超驻扎在龟兹的它乾城，徐干屯驻在疏勒，只有焉耆、危须、尉犁因为以前杀害过西域都护，还怀有二心，其余的地方都平定了。
庚辰日，皇帝从长安回到京城。
当初，北单于逃亡后，他的弟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率领几千人驻扎在蒲类海，派使者到边塞表示归降。窦宪请求朝廷派使者封于除鞬为单于，设置中郎将进行监护，就像对待南单于的旧例一样。这件事交给公卿们商议，宋由等人认为可以答应；袁安、任隗上奏认为：“光武帝招抚南匈奴，并不是说可以让他们永远安稳地住在内地，只是出于当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抵御北匈奴。现在北方沙漠已经平定，应该让南单于返回北方王庭，统领归降的部众，没有理由再封于除鞬为单于，增加国家的开支。”奏疏呈上后，没有及时做出决定。袁安担心窦宪的计策会被施行，就单独呈上密封奏疏说：“南单于屯的父亲率领部众归向汉朝，蒙受汉朝恩典四十多年，历经三位皇帝积累的成果留给陛下，陛下应该好好遵循先人的志向，成就这份功业。何况屯最先提出消灭北匈奴的大计，几乎把北匈奴消灭殆尽，现在却放弃这个计划，去扶持新投降的人；为了一时的打算，违背三代的规划，对长期养护的南单于失信，却去扶持无功之人。《论语》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忠厚恭敬，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能行得通。’现在如果对屯失信，那么众多蛮夷就不敢再坚守誓言了。另外，乌桓、鲜卑刚刚杀了北单于，人之常情，都害怕仇人，现在拥立北单于的弟弟，那乌桓、鲜卑就会心怀怨恨。而且按照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每年费用达到一亿零九十多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现在北匈奴王庭距离更远，费用超过双倍，这是耗尽天下财富，并非建立良策的关键所在。”皇帝下诏让大家讨论袁安的奏疏，袁安又和窦宪相互辩驳。窦宪为人阴险急躁，固执己见，言辞骄横，甚至诋毁袁安，拿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来说事，袁安始终不为所动；然而皇帝最终还是听从了窦宪的计策。
评论
永元二年至三年的史事，呈现了东汉在军事扩张与政治腐败并行中的复杂面貌，既有关乎边疆格局的重大突破，也有外戚专权引发的制度危机，其中的历史张力引人深思。
边疆博弈的“刚柔之道”：从窦宪拓土到班超守边
这一时期的边疆成就呈现鲜明对比：窦宪以武力持续打击北匈奴，甚至深入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创下“汉师未尝至”的纪录，彻底瓦解北匈奴势力；班超则以“智取”化解月氏七万大军的围攻，仅凭“收谷坚守”与预判粮道，便迫使月氏“岁奉贡献”，随后又平定龟兹等国，重启西域都护府。
两种模式背后是治理逻辑的分野：窦宪的胜利依赖国力消耗与军事威慑，虽短期“拓土万里”，却留下“赋敛吏民”的隐患；班超的成功则基于对西域地理、人情的深刻理解，以“以夷制夷”“坚守待变”的智慧，用最小成本维系汉朝权威。尤其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立白霸，既展现了宗主国的决断力，又通过“胁而不杀”保持对当地势力的弹性控制，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远比单纯的武力征服更可持续。
窦氏集团的“巅峰”与“疯狂”：权力扩张的自我毁灭
窦宪在大破北匈奴后“威名益盛”，形成了从“爪牙”（耿夔、任尚）、“心腹”（邓叠、郭璜）到“文胆”（班固、傅毅）的完整权力网络，甚至“刺史、守、令多出其门”，构建起覆盖军政文的外戚帝国。其腐败也随之登峰造极：党羽“竞赋敛吏民，共为赂遗”，将国家机器异化为敛财工具。
这种疯狂源于对权力的绝对自信，而朝廷的纵容更助长了其嚣张：乐恢因谏言“诸舅不宜干正王室”，竟被窦宪胁迫“饮药死”；尚书韩棱因反对称窦宪“万岁”、弹劾私赠牛酒的王龙，反而凸显了朝堂的病态——多数官员“望风承旨，无敢违者”。唯有袁安、任隗“素行高”，得以“举奏四十馀人”却未遭迫害，但他们的“喑呜流涕”，恰恰暴露了外戚专权最可怕的后果：整个官僚体系失去了对抗邪恶的勇气，只剩下沉默的绝望。
国策争议中的“短视”与“远见”：北匈奴政策的深层矛盾
窦宪主张立北匈奴弟于除鞬为单于，袁安、任隗则坚决反对，这场争论直指边疆治理的核心命题：是追求“分而治之”的短期稳定，还是“整合归一”的长期效益？
袁安的反对理由极具前瞻性：其一，南单于已“累世归德”，立北单于弟是“失信于所养”，会动摇蛮夷对汉朝的信任；其二，乌桓、鲜卑刚杀北单于，立其弟将激化新矛盾；其三，供养南北单于“费过倍”，会“空尽天下”。这些担忧直指窦宪决策的本质——为维持个人军功光环而牺牲国家长远利益。窦宪以“光武诛韩歆”相威胁，最终迫使朝廷妥协，印证了“强权即真理”的荒诞现实。
制度崩坏的“预警信号”：从“万岁之争”到“饮药之死”
永元三年的两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尚书们竟讨论是否要对窦宪“拜伏称万岁”，暴露了君臣之序的崩塌；乐恢因直言被逼迫致死，则宣告了言论自由的终结。这两个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预示着东汉制度的全面溃败——当“人臣称万岁”被视为选项，当“谏言”等同于“死罪”，整个帝国的价值体系已被颠覆。
韩棱“正色拒万岁”、王龙“私献牛酒被刑”，看似是正义的局部胜利，实则更反衬出体制的脆弱：少数人的坚守无法阻挡整体的堕落。袁安的“恃赖”地位，不过是外戚暂时“未敢加害”的权宜，一旦时机成熟，这种“高行”便会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总体而言，永元二年至三年是东汉由盛转衰的关键期：军事上的“燕然勒功”“金微山大捷”与政治上的“外戚擅权”“吏治腐败”形成刺眼对比，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理——没有制度约束的强大，终将成为毁灭自身的利器。窦宪的巅峰成就，实则是用帝国的根基换取的昙花一现；班超在西域的成功，不过是黑暗中偶然闪烁的微光。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警示深刻而沉重：一个王朝的衰落，往往始于权力失去制衡、正义让位于强权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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