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丙寅，任命大鸿胪九江人夏勤为司徒。
三公因为国家财政不够用，上奏建议让官吏和老百姓交钱交粮，就能分别得到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等不同的职位，根据交钱交粮的多少来定。
甲申，清河愍王虎威去世，没有儿子。五月丙申，封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延平为清河王，来继承清河孝王的香火。
六月，渔阳的乌桓和右北平的胡人一千多人，去攻打代郡和上谷。
有个叫韩琮的汉人跟着匈奴南单于来朝见汉朝皇帝，回去后，他就忽悠南单于说：“关东发大水，老百姓都快饿死光了，可以去攻打他们。”单于居然信了他的话，就造反了。
秋天七月，海贼张伯路等人在沿海九个郡闹事，杀了不少郡守、县令、县长。朝廷派侍御史巴郡人庞雄督率州郡的军队去攻打，张伯路等人请求投降，可没过多久又聚众闹事。
九月，雁门的乌桓率众王无何允和鲜卑大人丘伦等人，还有南匈奴的骨都侯，合起来七千骑兵去攻打五原，和五原太守在高渠谷交战，汉朝军队被打得大败。
南单于在美稷把中郎将耿种给包围了。冬天十一月，让大司农陈国人何熙代理车骑将军的事务，中郎将庞雄做副手，率领五营和边境各郡的两万多士兵，又诏令辽东太守耿夔率领鲜卑和各郡的军队一起去攻打南单于。还让梁慬代理度辽将军的事务。庞雄、耿夔攻打南匈奴的薁鞬日逐王，把他打败了。
十二月辛酉，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乙亥，有彗星出现在天苑星座。
这一年，京城和四十一个郡国下雨成灾，并州、凉州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太后因为阴阳不调和，又老是打仗，就下诏说，年底犒赏、遣返卫士的时候，别搞那些娱乐表演了，把驱鬼的侲子人数也减少一半。
评论
永初二年至三年的东汉王朝，正经历着内忧外患交织的艰难岁月。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如同一幅饱含忧患的画卷，清晰地展现了帝国在军事、政治、民生等诸多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统治阶层在风雨飘摇中的应对与挣扎。
在军事领域，帝国的西部边疆烽火连天，羌患成为最棘手的难题。永初二年正月，邓骘率领的汉军在冀西遭遇钟羌突袭，损兵千余人，揭开了这一时期羌乱的序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慬在张掖、姑臧的军事胜利，他不仅大破羌军，更以安抚之策收降羌人豪帅三百余人，展现了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有效边疆策略。然而，这种局部胜利未能扭转整体颓势。同年冬季，邓骘派遣任尚、司马钧与滇零羌军战于平襄，汉军大败，八千余名将士阵亡，羌人势力由此大振，朝廷几乎失去控制能力。到永初三年，羌患进一步蔓延，当煎、勒姐羌攻陷破羌县，钟羌攻占临洮县，甚至生擒陇西南部都尉，羌乱已对帝国西部构成致命威胁。
军事失利的背后，是帝国财政与民生的双重困境。连年的水旱灾害使百姓陷入饥困，御史中丞樊准的上疏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严峻形势：“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虽有其名，终无其实。” 面对如此困境，樊准提出的减省宫廷用度、迁徙灾民至富庶地区、优先解决东部灾荒等建议，得到了邓太后的采纳。朝廷不仅将公田赋给贫民，更派遣樊准、吕仓分赴冀州、兖州赈灾，使流民得以喘息。这些举措虽属必要，但也暴露了帝国救灾体系的脆弱。当灾害规模超出局部赈济能力时，只能依赖迁徙灾民这种被动应对方式。
永初三年的局势更加恶化，京师洛阳出现 “民相食” 的惨剧，这无疑是对帝国统治的严峻考验。为缓解财政危机，朝廷不得不采取 “卖官鬻爵” 的权宜之计，允许吏民通过缴纳钱谷获得关内侯、虎贲郎等爵位或职位。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虽能解一时之急，却严重损害了官僚体系的公信力，为日后的政治腐败埋下隐患。
政治层面，邓太后的执政展现出一定的智慧与决断力。她不仅采纳樊准的救灾建议，更在亲录囚徒时发现并纠正了洛阳令制造的冤案，其察言观色、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冤案得以昭雪，甚至被时人附会为 “澍雨大降” 的祥瑞。然而，在处理官僚体系内部矛盾时，司徒鲁恭 “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门下耆旧或不蒙荐举” 的做法，反映出察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人情因素与制度缺陷，尽管鲁恭以 “学之不讲，是吾忧也” 自辩，但仍难掩人才选拔中的不公问题。
边疆危机并非仅限于羌人，永初三年还爆发了匈奴、乌桓、鲜卑的联合叛乱。南单于在汉人韩琮的蛊惑下，误以为 “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 而举兵反汉，与乌桓、鲜卑联军寇掠五原，大败汉军，并包围美稷城。朝廷不得不派遣何熙、庞雄、耿夔等将领率重兵征讨，虽取得局部胜利，但北方边疆的动荡已与西部羌乱形成呼应，使帝国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呈现出频发多发的特点：永初二年夏旱、六月四十大水风雹、十二月十二郡地震；永初三年虽无大规模灾害记录，但上年灾害的滞后影响集中爆发，导致 “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仅加剧了民生困境，更被视为 “阴阳不和” 的征兆，影响着朝廷的施政决策，如邓太后下令 “岁终飨遣卫士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便是试图通过缩减礼仪用度来回应上天示警。
总体来看，永初二年至三年的东汉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历史节点。西部羌患的失控、北方边疆的叛乱、全国性的灾荒与饥荒、财政体系的崩溃，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些挑战，统治阶层虽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赈灾救民、军事征讨、政治调整等，但大多属于被动应对，缺乏系统性的长远规划。邓太后的个人能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危机的恶化，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帝国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 如军事体制的僵化、财政体系的脆弱、救灾机制的缺失以及官僚制度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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