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何熙的军队到了五原曼柏，他突然生病，没法前进，就派庞雄和梁慬、耿种带着一万六千步骑兵攻打虎泽，扎下连营慢慢推进。单于看到各路军队一起进攻，吓得不行，埋怨韩琮说：“你说汉人都死光了，这来的都是啥人啊！”于是派使者来请求投降，朝廷答应了。单于脱帽光脚，对着庞雄等人跪拜谢罪，承认自己有罪。朝廷就赦免了他，待遇跟以前一样，还把匈奴抢走的汉朝百姓以及被羌人掳掠后转卖给匈奴的人，一共一万多都放了回来。正好何熙去世，朝廷就任命梁慬为度辽将军。庞雄回朝后，担任大鸿胪。
先零羌又来侵犯褒中，郑勤想反击，主簿段崇劝他，说“敌人正打胜仗，势头正猛，咱们挡不住，应该坚守等待时机。”郑勤不听，出兵迎战，结果大败，死了三千多人，段崇和门下吏王宗、原展用身体挡住刀刃，和郑勤一起战死。
金城郡迁移到襄武。
戊子日，杜陵园发生火灾。
癸巳日，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夏天四月，六个州发生蝗灾。
丁丑日，大赦天下。
王宗、法雄和张伯路连续交战，把他们打败赶走。正好赶上朝廷的赦免令到了，贼寇们因为军队还没解除武装，不敢投降。王宗召集刺史太守一起商议，大家都觉得应该继续攻打，法雄说：“不行啊。兵器是凶器，打仗是危险的事儿，勇猛不能依靠，胜利也没把握。贼寇要是乘船出海，躲到远海的岛上，再攻打就不容易了。现在有赦免令，可以先停战安抚引诱他们，他们肯定会解散，然后再想办法，不用打仗就能平定。”王宗觉得有道理，就停战了。贼寇们听说后，高兴坏了，就把抢来的人都放了。可东莱郡的士兵还没解除武装，贼寇又害怕了，逃到辽东，躲在海岛上。
秋天七月乙酉日，三个郡发大水。
骑都尉任仁跟羌人打仗，屡战屡败，而且士兵们纪律松散，被用囚车押到廷尉那儿，最后死了。护羌校尉段禧去世，朝廷又让之前的校尉侯霸接任，把驻地迁到张掖。
九月甲申日，益州郡发生地震。
皇太后的母亲新野君生病了，太后到她府上，连着住了好几天。三公上表坚决劝阻，太后才回宫。冬天十月甲戌日，新野君去世，太后派司空去料理丧事，礼仪规格比照东海恭王。邓骘等人请求辞官回家守孝，太后一开始不想答应，就问曹大家。曹大家上疏说：“我听说谦让的品德，是最大的美德。现在四位舅舅坚守忠孝，主动请求退职，如果因为边境还没安定就拒绝他们，以后要是出点啥事，恐怕就再也得不到谦让的好名声了。”太后这才答应。守孝期满后，太后下诏让邓骘回来继续辅佐朝政，重新授予以前的封爵，邓骘等人磕头坚决推辞，太后才作罢。于是邓骘等人都以奉朝请的身份，位次在三公之下，特进、侯之上，有重大决策时，就到朝堂和公卿们一起商议。
太后下诏，让阴后家属都回到故乡，归还他们五百多万资财。
评论
这段记载的永初四年（ 公元110年），是东汉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艰难维系的一年，其中展现的政治智慧与制度困境。
廉洁与操守的坚守：杨震的“四知”启示
杨震“暮夜却金”的典故成为千古廉吏标杆。他拒绝王密时“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宣言，道破了权力伦理的核心——真正的约束从来不止于制度条文，更在于内心对“不可欺”的敬畏。在“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时，他以“清白吏子孙”为遗产的选择，更超越了物质层面的传承，揭示出精神家风对家族的长远价值。这种“公廉”品质在吏治腐败的东汉中后期，如清流穿浊流，成为维系民心的重要支点。
战略博弈中的远见与短视：凉州之争的深层逻辑
邓骘“弃凉州以保北边”的主张，看似是“补衣”般的务实选择，实则暴露了短期功利思维的局限。虞诩的反驳一针见血：放弃凉州不仅是割让土地，更是丢掉了“关西出将”的军事屏障与民心归属。他提出的“收罗凉土豪杰、引其子弟入朝”策略，既以怀柔手段稳定地方势力，又通过人事纽带强化中央控制，展现了“以政治智慧替代军事征服”的治理思路。这场争论揭示了边疆治理的永恒命题：短期军事成本与长期战略安全的平衡，从来需要超越“头痛医头”的全局眼光。
治乱循环中的制度弹性：从平叛到救灾的困局
张伯路起义与羌人叛乱的此起彼伏，暴露了东汉地方治理的脆弱性。法雄“罢兵慰诱”的平叛策略，虽暂时瓦解了叛军，却依赖于“赦令”的公信力，难以根治流民失所、官逼民反的根源。而任尚“久出无功”导致“民废农桑”，则反映出军事行动对民生的破坏性——当战争持续消耗社会生产能力，再好的战术也难挽全局颓势。同时，“减百官俸禄”“徙边郡入三辅”等措施，虽是应对财政危机的无奈之举，却也折射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衰减。
权力结构中的女性身影：邓太后的平衡术
邓太后在处理新野君丧事与阴后家属问题上，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手腕。她既以“特进”待遇保留邓骘家族的咨询权，又通过“乞身行服”的仪式让外戚暂时避嫌，在“外戚专权”的历史惯性中寻找平衡；而归还阴后家属资产，则以宽宥姿态修复政治裂痕，缓和派系矛盾。曹大家（班昭）“谦让之风，德莫大焉”的谏言，更凸显了女性在东汉政治生态中特殊的劝谏角色——她们往往以道德话语为切入点，影响权力决策的走向。
这一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东汉王朝在“内忧（叛乱、流民）+外患（匈奴、羌人）+财政枯竭”多重压力下的生存实验。从杨震的个体操守到虞诩的战略远见，从法雄的权宜之策到邓太后的权力平衡，这些局部的智慧与努力，虽未能扭转王朝衰落的大趋势，却展现了传统政治文明在危机中的韧性——正是无数个体在各自位置上的坚守与博弈，构成了历史延续的隐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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